2011年3月的福岛核事故让核工业陷入了复杂的境地。在日本，政府至今仍没能提出明确的核能政策，而其他一些拥有核电站的国家和地区，如德国、比利时、韩国和台湾，已经将关闭核电站提上日程。
欧盟针对核电退出与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出了全面复苏计划，其重点为绿色复苏。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但在可再生能源成为主流的同时，核能在欧洲的地位已经下降。
在全球范围内，对高效、零碳的核能的需求正在扩大，尤其是在经济和电力需求大幅增长的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预计到2040年，核电发电量将较2014年提高9倍，从1350亿千瓦时增长到1.2万亿千瓦时。届时，中国一次能源消费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程度将大大降低，其中燃煤发电占能源的35%，其次是可再生能源，占27%；石油占18%；天然气占7%；核能占7%。2019年，核能仅提供了2%的一次能源消费。
主要出口国
受福岛核事故影响，之后的几年里，中国新的核电站建设都没有得到批准。直到2019年才恢复了审批，中国政府为福建省漳州核电站1、2号机组和广东省太平岭核电站1、2号机组颁发了建设许可证。所有项目均采用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华龙一号”核反应堆技术。9月2日，拟于海南昌江和浙江三澳建设的两个项目获批，投资超过700亿元。除了在国内建厂外，中国还加大了核电出口力度。2013年，中国政府将促进核反应堆出口的政策定为国家战略，并与“一带一路”倡议共同推进。
自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通过整合国有核电企业来打造巨型核电集团，这也是加强国家核能产业全球竞争力的一部分。中国也一直在推动国产核反应堆的发展。除了“华龙一号”等压水式核反应堆外，中国还在开发被称为ACP100的多用途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以及所谓的第四代高温气冷堆。在上述核技术的支撑下，中国获得了不少海外核电站建设合同。中国国核投资由法国能源集团（EDF）牵头的英国欣克利角（Hinkley Point）核电站建设项目，随后双方又签署了在英国布拉德维尔核电站建设华龙一号反应堆的协议。
中国还与阿根廷签署了在该国建设“华龙一号”反应堆的合作协议，并与伊朗商定为其提供两座核反应堆，另一个由中国设计的反应堆正在巴基斯坦建设。中国还在东欧、中东和南美的在建项目中合作建设中国研发的核反应堆和高温气冷堆。中国作为核电出口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也是国际核电贸易结构最大的变化。
核能风险
核能是一种具有高度战略意义和政治敏感性的技术，有潜在可能使一个国家获得核武器。这种战略意义使许多国家不顾挑战的使用核能。从这个层面上说，全球核电贸易不仅仅是一种商业活动，也涉及国际安全。例如，低浓缩铀可用于生产核电站的燃料，而高浓缩铀则可用于制造核武器。
伊朗在核能和平利用术方面得到中国的支持，但伊朗一直坚持在国内生产浓缩铀。有人担心，中国从人才、技术和法规方面介入以新兴经济体为主的新核电市场。美国能源部长丹·布鲁伊莱特声称，从国家安全和核不扩散的角度来看，许多具有地缘政治重要性的新兴国家，主要向中国和俄罗斯寻求建造核反应堆所需的技术支持，这是有风险的。美国需要通过促进核技术、设备和燃料的出口，以及资助先进技术的研究，来夺回其作为世界核能领导者的传统地位。
中国核工业在福岛核事故后复苏，除了加强了包括法规和人员在内的安全体系，也是为了满足大幅增长的能源需求，应对国内大气污染防治。中国政府对核能进行了重新评估和定位，将其与可再生能源一起作为清洁低碳能源，并开始积极推广。例如，中国提出将海南打造为“清洁能源岛”，因为海南的核电已经提供了三分之一的电力需求。
与中东的关系
中国推动核能清洁低碳的战略，也体现在其有关气候变化和零排放的政策中。9月，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中国的目标是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开始引领世界。拜登在其总统竞选中也倾向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如今，中国通过核电业务加强与中东地区国家的联系，扩大了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2016年1月中国领导人访问中东期间，与沙特、伊朗签署了合作协议，并与伊朗商定在该国建设两座“华龙一号”反应堆。2012年，沙特与中国签署协议，加强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2017年，中核集团与沙特地质调查局签署了勘探和评估铀、钍资源的谅解备忘录。
伊朗因涉嫌发展核计划而在国际上仍处于被孤立状态，以色列和美国等国也对沙特表示担忧。此前8月有报道称，沙特在中国的帮助下建设了一个从铀矿石中提取黄饼铀精矿的设施，但沙特政府予以否认。这些案例表明，中国近期的核能政策主要涉及大规模核工业，公私部门都服务于国家利益，以提高国家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日美迫切需要面对中俄在核能利用领域日益提高的影响力。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中国推广核电站可能带来的风险，保持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通过出口核电站在国际核能市场上建立存在感或许是一种有效的政策。但考虑到福岛核事故后，日本公众对核电的支持率较低，实施这一政策显得异常艰难，日本国内核电站的重启也进展缓慢。
此外，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开发的核电项目相比，日美等国主要由私营企业主导开发的核电站，其安全和运营风险较高，价格竞争力较低。因此，核能利用方面的挑战在未来仍将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