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发展媒体高层论坛在北京召开，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独家采访。
苏伟表示，中国正在采取关停小火电等措施减缓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中国“十一五”期间单位GDP降耗20％的目标将可能实现。中国正在参与年底丹麦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会议的国际谈判，希望发达国家能够到2020年减排25％—40％。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去年中国出台的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经济计划中，有5800亿元人民币用于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发展绿色经济。
总理担任小组组长
时代周报：全球气候变化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苏伟：中国的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国现在的森林覆盖率是18.21％，仅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2％，湿地的面积比较少，草地是高寒草原和荒漠化草原，海岸线比较长，如果海平面上升的话，对我们沿海地区会有很大的影响。
而且，中国的气候变暖的趋势和全球基本上一致，随着气候变化，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也会增加，农业生产也会有影响，粮食生产不稳定，会减产。水资源也受到一定影响，强降水增加，洪涝灾害加剧。
时代周报：中国对待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则是什么？
苏伟：第一个原则是坚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200年工业化造成的气候变化，说到底还是发展带来的问题。反过来说要最终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也是要靠发展来解决。第二个原则，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200年工业化的过程中排放了大量影响气候的气体，发达国家对历史排放还是要负责任的：美国现在的排放是我们的四倍，甚至五倍；欧洲发达国家也是我们的三四倍，人均排放比较高，历史排放又非常多，所以他们应当对气候变化问题承担主要的责任。
由于人均和历史排放不一样，而且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不一样，发达国家需要做两件事，一方面要大幅度减少自身的排放，另一方面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加强能源建设，使这些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效地延缓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的速度。
中国在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的过程当中，也积极地采取减缓气候变化措施，这也是我们一贯的立场。
时代周报：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
苏伟：气候变化问题，中国政府是非常重视的，2007年中国发布了国家的气候变化方案，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方案的领导小组，温家宝总理亲自担任组长，具体的工作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承担。去年领导小组决定由发改委管理全国的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中国政府按照国家发展的要求，结合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积极采取了延缓气候变化的措施，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可再生能源，优化产业结构等。在价格调整方面，取消高耗能企业的优惠电价，实行鼓励性电价。财政方面实施了鼓励能耗改造，节能环保汽车的经济政策。税收方面降低了高耗能企业的出口退税率，企业环保项目减少了所得税，提高了资源税费的标准，允许符合条件的节能减排企业发行企业债券。
压力和挑战
时代周报：气候变化的工作此前由气象局管理，为什么后来交由发改委主管了？
苏伟：气候变化问题在我们国家有一个认识过程，开始的协调工作放在气象局，从科学的角度研究气候变化现象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1998年的时候，随着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认识的提高，应对气候变化机构就由气象局转移到国家计委，2007年的时候成立了国家的气候应对变化小组，层次更高了一些，由温家宝总理担任小组组长。
时代周报：中国“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下降20％左右的目标现在完成情况如何？
苏伟：现在单位GDP能耗在逐步下降，“十一五”期间前三年已经完成10.8％，如果今明两年，每年能够完成5％的话，形势是非常乐观的。今年第一季度的数字是降低了2.89％，上半年共降低了4.9％，明年随着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投入和措施，“十一五”后期的降耗效果也会渐渐地显示出来，相信可能会比较接近20％，也许会超过20％。
如果我们能够在“十一五”末的时候，实现20％左右的目标，相当于我们节约了6亿吨标准煤，少排了15亿吨的二氧化碳。这是其他国家做不到的。发达国家处于现在阶段相同的时期做不到，即使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现在他们也做不到。我们淘汰了小火电机组等行动和措施，降低了温室气体的排放，今后几年还会继续淘汰。
时代周报：今年底丹麦的哥本哈根会议将讨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国现在的态度如何，希望发达国家承担多大的减排义务？
苏伟：今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对中国来讲就是参与国际谈判，我们期待着在哥本哈根继续发挥我们的作用，推动巴黎路线图会议取得积极的成果。只要大家真是出于诚心，达成协议是可能的。
发达国家应该到2020年减排25％—40％，这是谈判当中的数字，最后能不能承担这样的指标还要进一步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