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凌晨，连云港市政府宣布，暂停中法合作的核循环项目选址前期工作。在此之前，该项目在当地引发诸多质疑，不少公众借助各种渠道表达“抗议”。
类似事件如此结局并不是第一次。面对来自公众的“重压”，政府往往只得宣布暂停。近年来，核恐慌情绪持续蔓延。除了核项目，px项目以及垃圾处理等，都面临同样难题。
一旦引发公众抗议，相关项目是不是只能“见光死”?毋须讳言，政府处置过程存在诸多不足，但是，在现有治理架构内，即便政府处理无甚差池，就必然能良善解决吗?
细察之，连云港事件为当前政府治理至少提供了三方面可汲取之教训。
第一， 低调和隐秘还能瞒天过海吗?
核项目一般都是高投资项目，对地方政府的回报率也相当可观。以2013年因公众反对而决定“不予立项”的鹤山市核燃料项目为例，计划总投资370亿元，建成投产后预计每年将带来30亿元以上的税收，而这相当于鹤山市2012年地税收入的两倍。
另一方面，对于公众可能的反对，地方主政者往往低调处理，简化公开过程。“早说早完蛋，迟说迟完蛋，不说可能不完蛋”，甚至成为不少地方项目的应对潜规则。
“低调”往往贯穿于项目自争取到落地的全过程。在个别情况下，甚至有的地方还会以其他替代名称掩盖核项目。
但是，在当前的信息传播条件下，“低调”已然难以行得通。此次连云港的核循环项目抗议，就肇始自媒体报道。7月26日，国防科工局副局长王毅韧赴连云港调研中法合作核循环项目拟选厂址，后经过自媒体的关注，不断发酵。
而且，类似事件传播的铺开以及公众抗议，一般在十天之内就能形成小高潮。除了连云港事件，2013年的江门核项目也是如此。2013年7月4日，《中核集团龙湾工业园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示》发布，反对声音开始出现，到7月13日政府被迫宣布项目不予申请立项，不足10日。
可以想象，在十天之内，依凭当前地方政府的处理水平，能够完全抚平公众质疑并令公众欣然接受项目落地吗?如果不能，恐怕也没有哪个地方主政者敢于在一片上街的抗议声中依然坚持项目上马。
第二， “专业知识”能说服公众吗?
不隐瞒的另一面就是公开。但是，项目公开是否就能说服公众给予支持?
公众参与意味着要允许他们表达朴素的情感，甚至“误解”，而非全部建基于专业认知。所以，专业信息的传递和表达就显得格外重要。
但是，把相当专业的核知识向公众阐述清晰，并不是一件易事。先前，核项目往往容易以保密或者科学等为理由，一定程度“拒绝”了公众参与。随着国家力推核能源商业应用，公众核认知的提升就不再是可有可无。
还不用说全体公众的核认知，单从核项目利益相关群体的知识普及来看，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一篇对湖南省桃花江核电站附近公众核电认知与态度的调研文章显示，当地公众对核电认知程度较低，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主要还是从人际传播渠道获取核电信息。
当前，加强利益相关主体核认知的方式，主要还是依靠各种形式的科普。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谁来科普，是否可信?
与某一核项目有关的知识高度专业化且具有垄断特征，基本是由政府、核能企业以及科研单位三方全权主宰。但是，由于各方都可能有利益掺杂其中，无论哪一方面，科普的说服力似乎都会大打折扣。
更重要的是，当前科普往往用来应急。以江门核项目为例，公众大规模反对之后，政府、中核集团等有关人士才出面，回应公众关心的核安全问题，而后又部署针对企业负责人、学校教师和村民代表的宣讲会，到当地高校举办核知识讲座，等等。
但是，据清华大学教师戴佳等在调研中询问当时参与报道的一线记者，宣讲和科普并没有那么成功，比如，一位清华大学的老教授，只是照着PPT念文案，且在提问解疑环节，由于听力不佳，交流沟通效果也不理想。
说到底，科普效果还是与政府信息公开的诚意有多大，以及各项工作的准备是否周密相关。
所以，要想在抗议情绪之中改变公众认知，就更需要有足够公信力的知识生产机制。从公开报道的核项目纷争来看，目前并没有直接看到能够改变危局的知识力量。当然，也有调查显示，公众更相信专家的论述，只是，一旦抗议之势已起，专业解读还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可能就要打个问号。
另外，目前各地新建项目的常见科普方式是带队参观已有核项目，不过，在实践中，参观往往止于官员或极少数公众，效果有限。
从长远看，随着核知识的普及，公众的核恐慌会慢慢减弱，但是，未必就代表公众能够完全接受。近年来，因为日本福岛等事故，德意等国就爆发新一轮的核抗议行动，政府压力巨大，不得不“妥协”。
第三， 治理体系不能承受之重?
连云港暂停核项目，类似事件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无奈”，也是“无能”——无论事前还是事后，政府几乎都无力适度舒缓或合理引导公众质疑。
从行政过程看，公众看不到更无法参与决策，实为抗议的来源之一。重塑双方信任也要依靠坐实公众参与。保障更多利益相关主体充分参与，通过透明打消疑虑，正是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再次重申的法治政府要求，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而且，公众参与应该是全过程的，有实质意义的，不能只是把公众参与作为决策的“花瓶”。
显然，如何把握公众参与的节奏，主动权还是在政府一方。连云港市民的抗议原因之一就是，如此一项事关地方安全的项目，公众竟然一无所知，而政府则可能认为，当前还是选址前期，还没到公众参与的时候。
从核项目公开和参与的相关立法来看，目前尚无明确完整的规定，厘定各方在公众参与及信息公开中的职责以及细化程序，使得公开和参与往往更取决于行政意志，缺乏预期。据媒体报道，法国核电比重超过70%，而且大都靠近生活密集区，法国核安全局的经验是“透明、再透明”，在信息完全公开后，企业和居民的互信反而加强。
为了应对重大项目的社会风险，中央近年来重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简称“稳评”)，作为项目可行性报告的一部分。
比如，201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出台，将社会稳定风险等级分为三级，高风险是指“大部分群众对项目有意见、反应特别强烈，可能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只不过，从已有实践看，“稳评”的作用也很有限，无法解决公众与政府对具体决策的认知差别。
而且，面对同一事件，也存在利益分化，比如，涉及项目占地拆迁或者有税收实惠的区域内群体，则可能会支持。
一个实例，2011年江西彭泽核项目经过有关安全、环境的评定报告获得批复并建设之后，2012年，与彭泽县一江之隔的安徽望江县，却以政府公文的形式，向上级部门递交报告，恳请取消江西彭泽核项目。很显然，两个区域的利益协调，更为困难，治理难度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