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环境论坛”将研讨主题确定为“能源˙环境˙社会”，旨在从乡村社区到全球的不同层面，系统回顾能源开发引起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社会损伤。

本次论坛于2015年11 月21—22 日在南京工业大学举办，除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之外，还特邀了多位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以便从更多的领域和侧面来扩展认识、深化理解。小编摘录了其中关于电力的部分，以供读者赏阅。

水电: 未纳入成本的生态˙社会代价

为了减缓高度依赖煤炭的黑色困境，中国能源体系向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转变异常迫切，其中“水核风光”等电力的开发成为主攻方向，并在最近的十多年间相继形成了全面“大跃进”。

根据国家能源局的定位，水电“是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具有技术成熟、成本低廉、运行灵活的特点”，而中国又是世界上水能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因此水电的开发备受重视。

按照2007 年发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 2010—2020 》，水电装机容量将在2020 年达到3 亿千瓦，《水电发展“十二五”规划》则将其提高到4.2 亿千瓦。

实际进展是到2014 年，水电装机容量突破3 亿千瓦，发电量突破1 万亿千瓦˙时，都超过了后一项规划确定的2015 年的目标，也都是各自10 年前的3 倍。

尽管水电装机容量已经占到技术可开发容量 5.4 亿千瓦 的52%，规模是全球第一，但能源当局和水电业界主张，目前水力发电仅占全国总发电量的20%，“开发程度不高”，因此还要继续开发，“在可用的4 亿千瓦水力资源中，有3.8 亿千瓦必须得到开发”。

但是，由于大量的移民搬迁和广泛的生态环境影响，水电开发伴随的大坝建设始终存在争议。

美、印、日等国的反大坝运动，世界大坝委员会关于“大坝对环境的破坏令人难以接受”的结论，中国三门峡工程的深刻教训和三峡工程引起的激烈争论以及环境保护部官员关于“水电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火电的污染更严重”的批评，都动摇了水电“清洁”“成本低廉”的可信性。

而结合近期长江流域的“大麻烦”，系统考察水电开发的负面影响，仍然十分必要。

为此，本次论坛特别邀请了武汉大学水安全研究院的夏军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 ，请他就“中国的水安全和水电工程开发的环境影响”做专题报告。

夏军介绍，不同类型和规模的水电站具有不同的影响，大型水库电站除了自身的淤积问题之外，会对库区及其上下游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 大量的移民搬迁; 对河流形成阻隔，造成水流、水沙等水文情势变化和水生态变化; 引起下游减水河段的生态退化; 造成局地气候和地质环境变化。

这方面的突出案例是三峡工程，而这一工程对鄱阳湖和洞庭湖的影响是他的介绍重点。作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和通江湖泊，鄱阳湖正常水位下的容积为260 亿立方米，年入江水量超过黄、淮、海3 条河流的入海水量，是长江下游水量的重要调节器，并与全球19 个湖泊组成了“世界生命湖泊网”。

它属于吞吐型季节性湖泊，自然变异幅度极大，枯水期与洪水期的湖面面积相差31倍、蓄水量相差75 倍。而受到三峡工程运行和区域来水情势、气候变化的影响，鄱阳湖近10 年来生态退化显著，主要表现是汛末三峡蓄水造成长江下泄量减少，湖口江水位低于湖水位，形成拉空湖水态势，致使枯水期提前 从12 月提前到10 月)和延长、枯水位降低甚至干涸，结果是包括湿地、鸟类和水生物在内的湖区生态系统严重退化，当地的城乡用水面临困境，许多渔民被迫另谋出路。出问题的不只是鄱阳湖，还有洞庭湖。

有报道显示，自三峡大坝蓄水以来，在每年9 ～ 10 月需要用水的季节，长江进入洞庭湖的水量减少了70%以上。这意味着，当初宣称以防洪为第一要务的三峡工程，却为湘、赣两省带来了干旱问题。而为了缓和困扰，两地政府都提出要在湖泊入江口建闸，以留住水量，虽然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和反对，但两省的官员都强调是“迫不得已”。

夏军认为，“三峡问题”的教训在于，如何处理大型水利水电工程与河湖生态系统———长江与其中下游流域的湖泊形成了举世罕见的巨型河湖系统———的关系以及能源安全与水安全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包括非生物过程和生物过程的全部水文过程。

而为了降低大型水电工程的负面影响，必须深入理解形成既有生态格局的内在水文学机制，以全面而准确地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和生态需水估算，并在运行的过程中注意发电、防洪与生态用水的协调。

鉴于三峡水库是兼顾防洪、发电、航运的综合性工程，上述问题可以看作是对生态水文学机制了解不够、在设计规划时没有考虑生态功能造成的不可预期的影响。

但是，当目光转向三峡的上游和整个西南地区在21 世纪的水电大开发过程，就会发现，在三峡的教训已非常明显的“后三峡”时期，单纯指向发电和“西电东送”的水电大跃进，也未能将生态当做前提。

大量的报道显示，西南地区的“水电基地”建设，与西北的煤电基地建设一样，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后果。

与此同时，三峡水库建设中出现的移民问题，也以更复杂的形态出现在西南地区。河海大学的陈阿江教授 环境社会学 的报告对此做了重点分析。

陈阿江介绍，在水电开发集中的西南地区，分布着大量的少数民族社区，山河的阻隔促成了他们独特的生计方式和文化风习，但主要由工程技术专家和官员们规划的安置方式，往往只考虑技术的可行性和单纯的经济补偿，用中东部地区的移民经验来规划少数族群的搬迁，较少顾及被移民者的独特状况和多样性需求。

例如，双江口水电站涉及的四川阿坝州某村，因耕地淹没而被要求整体外迁，但他调查发现，该村的主要生计来源并非耕地和粮食作物，而是占地10 万亩左右、生长着大量中药材的药山，以耕地淹没作为外迁标准，自然必须搬走，但村民们都不同意，因为外迁将使他们无法利用丰富的药材资源，反而会造成收入下降。但项目实施方也表示无奈: “我们也没有办法，方案是北京的水规总院定的”。

陈阿江指出，近期的移民问题在经济补偿方案中确实有了较大改观，看上去不差钱了，但工程式的思维使得相关补偿方案很少考虑许多无法计算的东西。

如民族地区的公共设施，不仅有世俗的服务功能，还有神圣的文化象征意义，以白塔而论，它是要永远保存、不能人为拆除的神圣建筑，塔里藏有宝物，重建时也需要举行隆重的仪式，但现行做法是只按砖瓦材料和工程量折价补偿。

进而，移民工程很少考虑被迁移者的社会支持网络，“以为把他安排到崇明岛上就该满足了，但怎么面对社会关系网络的打破”? 在他看来，移民后收入的表面增加，经常难以弥补社会关系网破碎造成的困境，许多人的生活境遇实际上是恶化了。

由此可见，主要从“技术可装机容量”和“经济可发电量”出发的水电开发，也造成了难以用技术和经济衡量的巨大代价。

如何将这些隐性的代价纳入水电的成本核算，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学术课题。而如何从“生态可开发程度”以及当地人的社会文化权利和可承受性的角度来规范水电开发，首先有待于政治决断。

核电的风险及风险管理

继水电之后，核电问题也是讨论的焦点。受日本福岛核事故影响而一度中止审批的核电，近年来重又升温: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2014—2020 》将2020 年的核电装机容量从此前确定的4 000万千瓦提高到5 800 万千瓦 另有3 000 万千瓦在建 。

而截至2015 年9 月，全国已运行和在建的核电站达52 座。另据预测，到2030 年，将有110 多座核电站投入运行。

这种跃进意味着什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王亦楠教授 能源政策 着重分析了它的安全风险。她首先对核电的属性做了澄清: 核电并非清洁能源，国际上对它的定位是低碳能源，而不是清洁能源。

核能产业链具有不同于其他任何产业和工程的巨大风险，因此，核电的建设速度和规模必须基于核电产业链各个环节———设计、制造、调试、运行、管理维护和事故处理、关闭———的能力是否协同发展。

以“总体安全观”审视国内核电产业，会发现4 大短板: 天然铀资源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核电人才短缺，安全监管能力滞后于核电扩张速度，核废料处理能力严重不足。

而核废料处理和电站退役是许多国家的危险重负，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找到绝对安全的处理方法。

她强调，谈核电的安全性和经济性，不能不考虑全寿命周期的运行和处理代价，更不能抛开关闭和核废料处理的问题，而国际上3 次重大核事故尤其是日本福岛核事故以后，多数发达国家开始减少或放弃核电，中国高层也强调“安全至上”。

王亦楠认为，对核电安全的最大挑战来自于内陆核电: 除新、藏、青、宁、内蒙古、晋、滇等省份之外，目前所有的内陆省区都部署了核电项目，其中绝大部分在长江流域。

在她看来，中国发展内陆核电存在先天性的重大缺陷，将进一步放大安全风险和环境风险，原因是多数核电站厂址条件与欧美的情况迥异: 地震风险大; 平均风速和静风日数等气象条件更为不利; 缺少足够的冷却水，将加剧水资源短缺; 比邻大江大河或重要湖泊，周围人口稠密。此外，拟采用的AP1000 技术尚无实践验证，关键设备试制还未过关。

她为此提出了“不能回避和含糊的10 个关键问题”，包括核电部署必须有禁区，内陆敏感地区不宜启动核电站建设; 不能只讲技术的先进性而不讲其成熟性; 相关行业和机构承诺的所谓“更安全”不能只是基于理论计算的概率安全，必须有可靠的论证依据和过程; “安全论证”不能排斥不同意见和闭门讨论; 不能只谈核电应对能源需求和碳减排的作用，而不谈一旦发生核泄漏如何应对。而为了强化核电业界的责任意识，她还建议要建立“终身追责机制”。

针对讨论中出现的“有风险就不去做吗”的质疑，王亦楠回应: 并不是有风险就不做，而是风险太大，大到可能无法承受，“连核安全局的人都说它是人类搞出来的最复杂的工程。技术上不成熟，法律和管理上有许多漏洞，都不足以让人有信心”。推进核电不应把公众排除，然而有核电专家认为: 公众的科学素养太低、存在认识误区，是核电发展的障碍。

上海大学的刘春燕教授 环境社会学 对此发表了“科学需要反思———如何看待民众的核恐惧”的报告。

她指出，专家的风险评估与普通人的风险感知背离是普遍现象，前者通常被看作是经过计算的技术评估或客观评估，而后者则被认为是仅靠日常经验、零散知识甚至“谣言”获得，并受到对科学的“污名化”和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影响。

针对“理性的科学与感性的民众”这种二元对立的解释以及核电的高度专业化与公众质疑的有效性问题，刘春燕认为，由于科学存在着未知领域和风险的多样性，专家难以避免普通人的弱点，也会陷入路径依赖、认知盲区或赌徒谬误，而利益、价值取向乃至心理学机制的影响，容易使专家“言行不一”，也即在评估时判断是低风险，但作为普通人选择时却更加回避。

与此相对，公众中也有较多的“专家市民”和“理性市民”，前者会从不同的科学的角度表达质疑，后者则以其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去洞察科学决策的非科学因素———如行业和职业背景左右着专家的实际选择。

刘春燕进而指出了核电风险评估的局限，“专家强调的主要是生产过程的安全，可谓生产的科学，但此外还有影响的科学。生产的科学没有充分考虑生产所置身的大环境的影响，在实际操作运行中变数很多。

有人说中国的核能发展积累了很多经验，没有出过二级以上的事故，那是因为从没遇到真正的考验。日本福岛核事故后一些核电专家站出来说，当真正遇到考验时，过去所有的安全保障措施都不起作用”。

针对“自然界的辐射和医学X 透视对人的伤害远高于核能”之类的辩护性言说，她强调: 核电事故的确是低频率，但切尔诺贝利事故和日本福岛核事故显示，一旦出事就难以收拾，“核事故的可怕不仅在于其巨大的伤害力，还在于总是以突如其来的方式袭来”。

刘春燕还提醒，核电的成本核算方式影响到安全系数，“有院士宣称中国的核电成本很低，因为我们降低了标准。平均1 度核电4 毛钱的算法，没有考虑后期处理的代价。没有把核电的生产和处理过程中很脏的一面呈现给公众，但后期的问题恰恰最关键。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湖南桃花江项目将地震防护级别从八级提高到九级，投资立即增加了15%，说明追求安全的空间非常大”。

进而，在她看来，核电的巨大风险和科学的局限意味着公民参与的重要，“风险决策及管理的关键是科学决策和民众参与，虽然前者处于支配地位，但后者是风险社会的内在要求，民众参与风险管理可以防御伪科学，有助于提高安全系数”。

核电的风险同样受到许多与会者的关注。东南大学的刘魁教授 科技哲学 认为它包括4 个方面: 设计和操作中的技术风险、生产运行中的管理风险、各种不可抗力造成的自然风险以及所有这些都最终影响公众安全的社会风险。

“在技术领域专家大概有自信，但鉴于目前人的素质和大家都比较浮躁的情况，生产和管理的问题谁也不敢保证。这就需要对技术专家的许诺加以警惕，从不同角度考虑安全性”。

南京师范大学的曹孟勤教授 环境哲学 则提议，鉴于核电的环境风险和社会风险都是巨大的，“是否可以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置有关重大项目风险评估的专业委员会?国家要考虑当前的社会状况与重大风险项目建设的关系”。

而南京林业大学的郭辉教授 环境伦理学 补充说，环境伦理中有一项美德是谨慎，又叫“负责任的创新”，无论工程师还是政策制定者，如何让他们在决策时更加谨慎很重要。

在笔者看来，3人分别谈到的“浮躁”、“社会状况”和“谨慎”，实际上都指向了值得重视的“道德风险”。

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柯坚教授 环境法学 则从“正当性”的角度切入这一问题。他认为，核电问题关涉核政治、核经济以及核法律，因此要放到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和政治话语中讨论。

保障能源多元供给、应对气候变化属于选择核电的政治考量，但还要看到具体的决策者、参与者往往有不同的利益需求，“利益集团往往只选取对自己有利的侧面，而不是全面呈现，由此造成信息和知识的片面。

湘、鄂、赣的政府积极主张上项目，但当地民众开始并不知情，因此产生恐惧”。他强调，核能战略和开发利用是直接关系公众安全的公共问题，从实体法的角度有如何实施环境评价的问题; 从更广义的正当性来说，还有公众的接受程度，如何通过面向公众的法律赋权 包括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救济权 来获得正当性，已经成为重要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