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灾将近一周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三号反应堆的废墟仍在昭示着灾难的触目惊心。

　　2月20日，日本政府邀请媒体对福岛第一核电站内部情况进行现场采访。图为在紧急防护建筑内作业人员接受核辐射检测。


　　2011年8月1日，福岛第一核电站部分区域检测到每小时10希沃特的灾后最高辐射值。

　　一年前，一场史无前例的地震和海啸夺去了日本近2万人的生命。然而最令人恐惧的还是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事故，几万人被迫背井离乡。

　　福岛灾难近一年后，日本的54座核电厂中已有52座被关闭。反应堆爆炸摧毁了日本民众对核能的信任。但核能游说集团和工业需求可能会阻止淘汰核能。

　　悲情核灾

　　辐射阴云令饭馆村变“鬼镇”

　　福岛饭馆村，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约40公里，最早不属于日本政府指定的强制避难区，但后来的检测显示，受地形和风向影响，饭馆村的辐射程度一度超标几千倍，不得不举村外出避难。

　　2011年5月，佐藤健太同6500名村民一起被疏散。此后，他和母亲一直居住在福岛市的出租公寓。前不久，佐藤坐车前往饭馆村，想看看一切是否恢复正常，顺便喂养留下的三只狗。他未穿任何防护服，反正他无法逃脱辐射，即使在所谓安全的福岛市，现在的辐射值仍有两个微西弗。

　　饭馆村现在成了“鬼镇”，只有养老院还亮着灯。政府不想疏散老年居民，他们与护理人员仍留守在受污染地区。佐藤说：“如果政府还有良心，他们应该永久封锁饭馆村周围区域，然后让我们迁居他处开始新生活。”

　　辐射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传播。最近，福岛县附近的一栋崭新住房经检测发现受到污染。建筑工人盖房时，地基使用了核电厂附近采石场的石材。

　　不过，最担心的还是粮食供给。首先，在全国各地的商店，发现牛肉来自食用了被污染干草的牛。此后，从福岛县附近一家农场的水稻检测出铯，尽管政府机构此前表示吃的粮食没问题。

　　自从福岛产的鱼类、茶叶、牛奶、大米，接连检测出放射性物质后，吃什么成为村民最纠结的问题。饭馆村的村公所也临时迁到了福岛市。村长菅野典雄说，虽然目前村里并没有出现因为核辐射而产生不适的人，但生活突遭变故带来的后遗症不容小觑。核事故发生后，村民从东电公司那里人均获赔约90万日元，但靠救助过日子并非长久之计。然而，要想重操旧业，短时间内还不太可能。

　　核灾一周年已经到来，核辐射的威胁依然存在，饭馆镇的村民只能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逐渐适应无奈的现实。

　　无奈停核

　　政府已关闭52座核反应堆

　　野田佳彦去年9月出任日本首相后，面对严峻考验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他在去年12月宣布，福岛核电站的反应堆“达到了冷停堆状态，事故得到了控制”。

　　这是日本政府想告诉大家的结果，主管核电的日本经贸产业省也持同样观点。但实际上，日本正在经历能源政策危机的阵痛，因为现代工业化国家从未遇到过诸如此类的事。事实上，日本已经关闭了现有54座核反应堆中的52座。核电厂正在逐个接受压力测试和维修。

　　日本几十年来一直严重依赖核电，如今尽管不情愿却要淘汰核能，基本上没有引发政治辩论。讲究实用的日本正在不声不响地淘汰核电，最终有可能更彻底地变成无核区国家。须知，20世纪70年代初，全球爆发石油危机后，日本很快成为了高效节能技术的世界第一。

　　直到去年，这样的方向改变似乎还不可想象。众所周知，日本能源需求有近三分之一出自核电。日本曾计划到2030年再建14座核电厂。即使现在，日本也没有正式讲过要淘汰核电。“核能鼓吹派”尚未做出让步，核能游说集团也在装聋作哑。

　　野田首相敦促所有通过压力测试的反应堆尽快恢复运转。他还计划推出新的立法：老核电厂的运行上限为40年，在特殊情况下可放宽至60年。野田首相也支持日本出口核技术。日本文部省甚至在核事故后仍然向学校提供资金，让日本年轻人了解核能的益处。

　　日本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争取对利用新能源达成共识。反对核电的最大势力是乡村县政府，自从福岛灾难后，这些地方政府不敢再忽视选民的恐惧。尽管国家会给予大量补贴，但这也无法说服他们重启关闭的核反应堆。即便政府保证这些设施没问题，但新潟市长泉田裕彦已警告说，他们不一定会同意核电厂重新投入运行。

　　供电骤紧民众自觉节电

　　正如许多人预计，即使重启几个已关闭的核反应堆，日本政府也不会再建新核电厂。同样，日本人再做牺牲也无法改变大趋势。他们必须做好应对能源短缺的准备，今年夏天，办公室和公寓的空调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

　　早在去年，政府已呼吁要降低能耗，对超过能耗限额的公司施以罚款。但事实证明完全没必要，因为遵纪的日本人自愿提出各种妙招：家庭降温用风扇而不是耗电的空调，同时生产工厂将班次安排到周末。在冬季，许多公务员用毛毯取暖。

　　鉴于几乎所有核反应堆已关闭，能源供应商被迫重启停用的石油和天然气发电厂。新日铁和王子造纸等公司不仅自己发电，而且扩大了新业务。越来越多的公司将多余能源送入公共电网，从而与东京电力公司进行竞争。

　　可是，日本仅依靠常规电厂不能确保其长期的能源供应。去年夏季以来，10多家电厂由于故障不得不暂时关闭。事实上，淘汰核能尚未到木已成舟的地步，核能游说集团一直没有放弃其技术复兴的希望。

　　但即使是经贸产业省也不乏反对的呼声。古贺重明是该部门职员，以前曾不遗余力地支持核工业，但福岛灾难却将他变成了叛逆者。古贺直到去年秋天还是经贸产业省的精英成员。灾难发生后，他公开提出重组腐败的能源部门、解散东京电力公司。

　　他要求政府为核灾难道歉，并劝说民众做出牺牲支持大胆转型使用其他能源。上司叫他“闭嘴”，甚至副部长和部长都亲自逼他辞职。“日本官僚唯一无法容忍的事情就是批评，”他说。

　　（史春树）

　　能源困境

　　警示

　　核反思不能仅限于安全层次

　　针对地震、海啸引发核电灾难，日本地震学者早已多次发出严厉警告，并将之命名为“原发震灾”，即原子能开发与地震的灾害。日本民众和学者对核能开发保持高度的警惕心理和采取消极与谨慎的态度，—方面是因为他们充分认识到岛国与地震、海啸结下不解之缘的现实；另一方面，也与1945年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辐射的惨痛切身经验有关。在战后相当长—段时间，反核、非核，反战、非战的旗号在日本—直都有广大的市场。

　　1954年，时任改进党（自民党的前身之一）议员中曾根康弘突然在国会提出兴建原子炉的追加财政预算2.35亿日元的议案，并获得通过。针对这突如其来的动向，甚表忧虑的日本学界权威机构“日本学术会议”发表了“（原子能）和平使用三原则”，主张原子能的开发利用应局限于和平目的，并遵守自主、民主及公开的原则。不过，国会在第二年立法采纳上述建议时，对第三个原则只写明为“成果的公开”，而删除了学界原本同时要求的“研究与开发过程”的“公开”。

　　换句话说，日本的原子能开发从一开始便具有隐蔽、不透明和不完全公开的神秘色彩。这些色彩，如果再结合上述战后初期原子能开发重要推手们的政治背景，各界难免要对日本核开发的动机产生各种疑虑。

　　对于民众最关心的核能开发是否安全、可靠的问题，日本官方及与核能开发权益密切相关的财界、专家学者和主流媒体，一再向民众许下“安全”的保证。但事实说明，这张票从一开始便无法兑现。 1974年，日本首艘核动力轮船“陆奥”号出师不利，一下海就出现放射线泄漏而闹得无“家”可归，因为愤怒与不安的渔民断然拒绝“陆奥”号停泊。至于各核电站发生事故乃至造成人命伤亡的消息更是不绝于耳。不过，如此次这般严重的“原发震灾”不幸发生，却不能不说是宣判了日本核能开发推进派“安全神话”的总破产。

　　一名日本学者将这回的“原发震灾”和二战相比拟，指出其共同特征是上层决策者都存有“欠缺根据的自信心”，但在失败后却不肯及时坦率承认其判断的错误，而陷入第二次失败的境地，这无形中给日本人民带来更大的不幸和苦难。

　　同样地，对待这回的“原发震灾”，守礼的日本受害民众如果只是停留在核能开发是否“安全”层次的论争，而不更深一层探讨及追究核能推进派背后的动机和目的，也不把视野扩大至核辐射废液大量流入大海已给邻国和世界带来的巨大灾难，他们所能发出的只能是“不满”、“不安”与“无奈”的微弱声音，而无法成大气候。这也意味着第二、第三次福岛不幸事件还会接踵而至。

　　（卓南生）

　　质疑

　　核电站为谁而建

　　过去30年中，核电站所面临的最大敌人从来不是它对公众健康的潜在风险，而是“投资者的钱包”。福岛核泄漏事故如果能换来全世界范围内，对市场经济、全球变暖理论和核风险更谨慎的评估，核能源仅是出于公众利益需要而不是为了其他，这次事故的教训才算被充分吸取。我并不知道我们需要多少核电站，但是我们只需要我们实际需要的那么多。

　　美国佛蒙特法学院副教授彼得·布拉德福德

　　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有一些欧洲国家决定放弃或不再重启核电计划，但全球发展核电的基本动力并没有发生改变。福岛核事故有可能在短期内造成核电项目延迟实施，但对核电工业中长期发展的实际影响比预期小。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机构总干事路易斯·埃查瓦里

　　福岛核泄漏事故促使世界各国领导人重新考虑本国的能源规划，思考加快开发清洁、安全的可再生能源。受福岛核泄漏事故影响，民众对核电站安全性能信任度降低，预计日本将加大力度优化自身的能源结构。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日本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捷宾

　　福岛核泄漏事故对核能发展的真正影响要在几年后才能表现出来。在一些国家，民众对核能安全性和核安全控制系统更加不信任，而提升核电站安全性将导致建造成本上升，这可能成为未来核能产业巨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