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元旦期间陈新华写了《憧憬新10年》，从技术进步和体制机制对技术进步适应能力的角度，回顾了本世纪前20年的发展，分析全球面临的困境，并对未来10年能源发展作出了憧憬式展望。
回首2020，疫情影响极其深远，但中国能源领域最重要、对未来发展最具影响力的事件，莫过于习主席9月22日在联合国宣布的中国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正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先生所言，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最重要的政策举措之一。我们这些经历了改革开放过程的人对此有深刻的体会和同样的感悟。
1978年春天，我开始了人生第一份工作 – 浙江山村民办小学老师。得益于村庄边上的一个小水电站，学校所在的山村每天晚上有几个小时的电灯照明，而我位于山脚下平原的家里却要等到次年才通上电。今天，我们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早已在2015年实现村村通电。
2020年将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着中国能源发展由注重数量，不顾一切扩大能源总量供应的1.0时代，进入以全面脱碳为长期目标，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建设“绿色、低碳、高效、安全、智慧”现代能源体系的2.0新时代。
大趋势：告别高碳旧时代，拥抱零碳新愿景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从一个近乎赤贫的国家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体系则支撑了这个腾飞的过程。40年来，我们建立了全球最大的能源体系，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消费国、石油天然气进口国、CO2排放国。同时，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传统能源装备制造国，最大的光伏、风电与动力电池装备生产国，拥有全球最为完整的能源装备产业链，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全球第一。这一能源体系是建立在化石燃料基础之上的1.0体系，其特征是高碳、高污染、高参数、大规模、长距离运输、市场主体有限、灵活性与韧性不足。尽管近年来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化石能源今天还是我们社会需要的电力、热力和交通移动力85%的能量来源。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宣布是划时代的宣言，也开启了中国能源向2.0体系转变的深度变革进程，其特征是技术与市场主体多元、低碳、零污染、分布式与集中相结合、智慧化、高度灵活、极富韧性。
不同于2009年《哥本哈根协议》和2015年《巴黎协定》中中国所作出的降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对量承诺，碳中和目标是总量减排承诺。它要求我们在未来40年内，将我国各行业排放的CO2总量从2019年的115.35亿吨减少到接近零，无法减排的部分则通过包括增加再造林、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等在内的各种碳汇手段来中和。
碳中和目标的宣布，为中国未来能源、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大方向和新动力。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能源系统全面实现低碳转型，也要求中国整个经济通过减碳去碳，寻找新的增长模式。碳中和将成为中国能源革命这场马拉松到本世纪中叶的终极目标。在这个目标牵引下，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社会的运行模式将发生重大转型，围绕着节能减碳也将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新兴业态与商业模式。
今天，中国能源相关的CO2排放占全球总量的29%，高于美国、欧盟与日本排放量的总和。中国碳中和目标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定性作用显而易见。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尊重科学，毫无理由退出“巴黎协定”的背景下，中国在兑现之前相对量减排承诺的基础上，宣布绝对量减排承诺，充分体现了对气候变化问题严谨的态度和不断加码的努力，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许。无论在国际政治层面，还是在道德情操层面，都站在了居高点。
碳中和目标的宣布不只是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更多的是基于对中国自身发展和人民福祉的考量。届时，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的比例将与今天的85:15状况颠倒换位。煤炭将由今天的燃料变成化工原料；石油需求的大幅减少将使中国不再需要任何进口，彻底化解今天高度依赖进口所造成的能源安全问题；困扰各大城市的雾霾问题也将迎刃而解，其他环境问题也得以全面治理；新技术得到充分发展和应用，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和领导力也会大幅度提高。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强国，更是世界各国所向往的绿色创新家园。
这是一幅令人憧憬的美丽蓝图，值得我们为之奋斗。40年前，谁能想象今天如此昌盛的中国？40年后再回首，谁能不赞赏今日决策者的远见卓识？
砥砺行：迎面客观现实挑战，主动谋划应对措施
然而，在40年内对全球最庞大的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进行彻底的零排放改造，将目前高于100亿吨的年排放总量降到近零，挑战前所未有，远大于前40年所做的建设工作。
首先，能源需求的刚性、基础设施的惯性和消费习惯的惰性将制约转型速度。人类社会的活动都需要能源，而传统能源是一个重资产产业，无论是上游的煤矿开采和油气勘探开发，中游的石油化工、发电设施、电网与管道，还是下游的终端耗能设备，都涉及巨额的投资。能源产业链长且复杂，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具有很强的惯性。能源设备更新换代不仅成本高昂，也需要时间。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2020世界能源展望》指出，如果允许现有的能源基础设施继续运营完成其生命周期，所产生的排放要到2070年才能消停，仅是这些，就会导致全球地表升温1.65℃，使《巴黎协议》的1.5℃温控目标无法实现。鉴于能源消费在社会与经济活动中的“无所不在”，推进节能减碳要求整个社会在消费习惯、商业模式、监管框架等方面发生根本性改变。如何克服这些制约，构建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打通能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各层链接，成为必须破解的关键难题。
其次，倒V型曲线的转型之路没有前车之鉴。中国是继欧盟之后第二个明确宣布碳中和目标的大型经济体，相比于能源需求已经达峰并开始下降的欧盟各国或日本，中国的能源需求还在上升，全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民意基础、企业行动、技术储备、市场机制、法律法规等方面严重滞后。欧盟、日本和即将要宣布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美国，他们的碳排放在1980年左右就达到了一个小高峰，并在2000年左右达峰以后在持续下降。作为《京都议定书》中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他们已经自1997的京都会议后就在碳减排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
美国虽然从联邦层面没有正式加入《京都议定书》履约，后来又退出了《巴黎协定》，但在民主党和社会有识之士的推动下，美国至今还有超过25个州、500个以上城市和郡、2275个大型企业、350个以上的大学以及宗教文化团体、医疗机构等，开展了自下而上的“美国承诺”运动，积极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该州承诺在2045年实现碳中和，2035年全面禁止燃油汽车，并通过立法，要求在2045年实现全州10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按照美国环保组织落基山研究所的估算，参与“美国承诺”的州和企业目前已占美国GDP的68%，占全国总人口的65%，涉及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国总量的51%。
即使从2000年达峰开始算，欧美日从达峰到碳中和之间有50年时间，而中国的碳排放还在上升，从2030年达峰到2060年中和，只有30年。这个在达峰后“悬崖跳水”般的急剧下降之路，呈现倒V型曲线，挑战之难度，前所未有。
第三，在减量化工作方面缺少可以快速推广的模式，急需培育从高碳向零碳跨越所需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借鉴了发达国家的模式，引进外资，快速建设能源基础设施，有着非常成熟的商业模式。今天，中国可以在基础设施（如机场、码头、高铁）建设的“加法”领域用欧美的一半时间完成相同的建设任务，但在碳中和所需要的“减法”上缺乏经验。未来40年，将全球最大排放国的排放量快速归零需要一种全新的减碳服务与定价模式，改变以往多排放多盈利的“卖碳”模式，为减量化服务提供回报，推进少排放多盈利的“埋碳”模式。鉴于能源经济的复杂性和消费习惯的巨大惯性，这一模式的改变需要时间。即将启动的全国碳交易市场，若能形成反映环境成本和与国际接轨的碳价，将有利于加快扭转这个局面。
第四，现存诸多体制和机制滞碍转型跨越的步伐。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对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础上的能源系统体制机制做出及时的重大调整，并充分考虑到能源与水资源、粮食、废弃物、城市基础设施、自然生态系统等的耦合，在更大范畴内谋划能源系统的转型，系统性推进转型。能源转型涉及到许多社会公平性问题，如大规模缩减煤炭消费涉及的是数字背后的煤炭企业、矿区、成千上万的家庭和个人的生计，需要缜密规划，避免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动荡。
第五，纵观转型，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如何在转型过程中确保能源稳定安全供应与经济商业的可持续性。需求的刚性和投资的短缺使未来几年石油价格还会出现大起大落的局面，能源供应安全的风险不可忽视，需要持续应对。欧美日在能源转型方面的“他山之石”值得借鉴，但又不能完全照搬。反而，面对气候变化成为政治正确的欧洲社会，我们要记住斯米尔教授在《能源神话与现实》中的告诫：“能源创新并不遵守摩尔定律。… 历史经验表明，作为现代社会最复杂、资本集中并且体量庞大的基础设施，能源系统具有强大的内在惯性。我们的决策可以加速能源系统的转变，但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能源发展的自然属性”。这些现实提醒我们，能源转型要务实高效地推进，而不是不顾一切地“冒进”。
新赛道：发挥独到优势，领跑零碳转型
尽管挑战重重，碳中和目标已定就不能回头。如果拜登就任后兑现竞选承诺，宣布美国回归《巴黎协议》和2050碳中和目标，那就意味着全球三分之二的经济体正式加入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大转型”。围绕着“减碳、低碳、零碳、封碳和碳素循环利用”，一场前所未有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全球竞赛已经拉开帷幕。在这个重塑世界未来的赛道上，中国必须，也有能力，赢得这场世纪竞赛。
相比于发达国家，中国在鼓励和激励创新方面，具备六大优势。一是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多元化需求，为能够给客户创造价值的技术、服务及解决方案提供市场应用场景。二是政治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还有上呼下应、一致行动的举国优势。三是鼓励创新尝试的监管体制灵活性，为新技术前期试点创造空间，而不是用一套令人望而却步的条例来管制技术试验。四是通过政府调控的可见之手和市场机制的不可见之手的灵活组合，因地制宜地推进务实行动，而不是单一依赖行政或市场手段。五是快速的决策行动机制，勤奋刻苦的“白加黑”工作时间。六是拥有全球最健全的制造能力，特别是在太阳能光伏、风力发电、储能装备等领域的高性价比产品，并在能源转型所需要的稀土领域具备优势，可以提供全球脱碳所需的各种技术解决方案。这些优势是我们在碳中和征程上的制胜法宝。
在这个赛道上，中国能源体系的重塑将呈现以下七大趋势。
一是需求侧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十四五”开始，能源工作的重点不再是供应侧大规模扩张来满足无节制的需求增长，而是以“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两个目标为牵引，加大需求侧的节能减排力度和系统优化。节能工作要改变思路，实现从节能公司推销节能产品到耗能企业主动寻找解决方案的转变。节能服务公司也要实现从卖产品到提供客户整体解决方案的转变，回归到客户的需求并以此作为导向，让节能成为客户综合能源服务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地可以开发利用的热源和电源，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控制手段，尽可能把需求和供给进行精准匹配，减少长距离输送需求，高效清洁地满足本区域内的冷热和电力需求。在注重技术节能、结构节能的基础上，强化文化节能，创造全民参与的节能新模式。
二是供应侧将不断加大脱碳力度，加速能源全产业链脱碳创新。可以预期，全国煤炭消费在2013年达峰后将在“十四五”期间继续快速下降。石油消费有可能在2025年左右达峰，总量控制在7.2亿吨（2019年是6.6亿吨）左右。天然气则在未来10～20年间继续保持增长，预期在2040年左右达峰。在石油领域，目前正在新建的炼油项目面临着巨大的风险。2018年，我国炼油能力达8.3亿吨，已位居世界第二位，但2019年行业产能利用率只有76%，与世界平均炼油能力利用率82.5%相比，过剩问题已经十分突出。“十四五”期间，随着目前在建项目的完工，炼油产能还将新增约1.7亿吨，产能过剩将更加凸出。
三是电力系统变革将加速。一方面，2060年实现碳中和，电力系统需要在2040-50期间提前实现零碳排放。这就要求从“十四五”开始，不再批准新建燃煤电厂，将煤电总规模控制在1100GW以内；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电力需求还在不断增长，5G和数据中心等数字新基建和电动汽车的大规模推广将加速推动电力需求的增长，而更多的终端用能部门，特别是难以脱碳的部门，如交通和供热，则需要通过电气化或氢能来进行脱碳。这是一对矛盾，需要通过电力系统的变革来化解。
令人振奋的是，可再生能源和储能技术的成本在大幅下降并在许多资源条件好的区域已具备与新增煤电竞争的潜力，其竞争力已经达到或超过传统能源的临界点，全国碳市场形成的碳价将强化这一优势。可再生能源资源相对均衡的地域分布、逆规模效益、全成本竞争力等优势，有望实现用户身边“可再生电源+储能”成为全成本核算最廉价电源，既普及又普惠，具有颠覆现有电力系统的能力。
电力领域的进一步改革将对可再生能源发展、储能技术应用、数字技术应用、能源互联网建设等产生巨大影响。电力已经成为现代能源体系的核心，也是能源领域节能减碳的重要抓手。随着越来越多的风电和太阳能在配电端接入电网，配电网的改造与改革尤为重要。在增量配电网改革成效有限的情况下，国家有否决心进一步推动存量配电网改革，甚至推动输配分开，将对落实2030年的12亿千瓦风光目标以及能源转型的整体成败起到决定性作用。
国际能源署去年10月发布的《转型中的电力系统：电力安全的挑战与机遇》报告，预警了正向我们狂奔而来、会对电力供应安全造成巨大冲击的三头“灰犀牛”：1）可变可再生电源的大规模接入致使电力系统运营模式改变及供应安全风险；2）数字技术大规模渗透扩大了网络攻击范围以及系统互联带来的新安全威胁；3）气候变化导致更频繁极端天气事件所造成的电力供应中断。政府和企业要充分意识到这些挑战的严峻性，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在能源转型过程中，保障对国计民生十分重要的电力供应安全。
这一切都在呼唤电力系统的快速重塑，尤其在配电网领域。应将配电网规划作为电力规划的基础和主要内容，以体现电网发展重心由输电网向配电网转移，电力发展从“电从远方来”向“电从身边取”的转变。在可再生分布式能源和数字技术快速改变电力行业格局的情况下，改变电力监管思路，激活配电领域，使得配电领域成为真正的物联网创新平台。打破能源系统中存在的行业竖井，充分发掘综合能源系统中柔性和灵活可调度资源，制定合适的价格补偿机制，鼓励储能设施和电动汽车参与电力市场的调峰与调频，解决终端可再生能源电力的间歇性、不稳定性问题，消纳波动的风光发电资源。推动配电网与其它基础设施的高度融合，实现融合效率，培育基础设施协同的新模式、新业态。
四是农村能源将得到重视与开发。农村不仅是能源的需求方，更有可能成为能源的供应方，一方面解决农村自己的能源问题和各类有机废弃物（农林剩余物、生活垃圾、畜禽粪便、果蔬垃圾、生活污水等）的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分布式发电、生物质制气和生物质颗粒物的提供，在大幅度改善农村能源环境的同时，加固农村配网基础设施并给附近的城镇提供能源。让农民在生产粮食的同时也生产能源，实现粮食与能源双收入。为此，应改变农村长期处于能源供应末端，以集中式能源长距离供应的农村能源发展思路。
五是能源投资规则将得以重塑，新业态将不断涌现。金融机构在能源转型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从风险控制角度，还是从投资回报角度，未来碳价对能源项目影响非常大。内部碳价格的高低直接影响能源项目的可行性，欧美企业和金融机构都有自己设定的内部碳价或影子碳价，如花旗银行就用每吨60美元的碳价对其投资或贷款的39家美国能源与电力企业进行财务状况的预判，掌握相关的气候风险和投资回报预期。中国企业、银行和投资机构应借鉴欧美同行的经验，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时，采用一个合理的内部碳价，作为投资评估的主要参数。在国际投资领域，中国企业尤其要关注碳价对项目回报的影响，时刻保持对消费者认知、资本市场和国际贸易投资规制不断变革的敏感性。
此外，随着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即将启动，包括碳排放配额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在内的碳资产管理对于企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许多企业已经将碳资产当作自己的核心资产之一来看待，在降低企业履约和合规成本的同时，提升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并拓宽节能减排项目的融资渠道。未来几年，围绕着碳资产、碳交易、碳抵消、碳基金、碳融资、碳足迹评估、碳排放核查等新兴业务将不断涌现。
六是低碳减碳零碳将成为国际能源合作新趋势。传统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建立在油气项目基础上，而围绕节能减碳和清洁能源技术的投资与贸易将重新定义国际能源合作格局。碳排放将成为跨国投资和贸易关系的一个重要考量，出口产品将被要求提供经过权威机构认证的“碳足迹”（即生产过程所排放的CO2总量）证书，主要进口国（如欧盟各国）将对不同产品按照其“碳足迹”相对于本国产品的水平来征收“边境调节税”。许多承诺碳中和（或气候中和）的大型跨国公司（如米其林轮胎、沃尔玛超市）将对其供应商提出不断趋严的产品“碳足迹”要求。继人权、环保等问题之后，对温室气体减排的认知与承诺将成为许多欧洲企业（如BP）选择合作伙伴的重要考量。他们会选择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一起共事，也不会选择破坏环境的低成本供应商。
在零碳转型领跑时代，中国要讲好自己追求低碳转型、低碳能力输出和低碳合作的新故事，特别是围绕 “一带一路”的能源国际合作。中国的能源企业则需要加快步伐，尽早实现从“卖碳翁”向“埋碳翁”的角色转变。
七是技术研发将以更大的力度向低碳减碳固碳技术倾斜。包括再造林、生态修复、新型建筑材料、土壤固碳、生物质能源碳捕捉与封存（BECCS）等在内的“负排放技术也将受到高度重视，“减碳，低碳、零碳、负碳、固碳和碳素循环利用”技术将引领未来科技发展。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日本名古屋大学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正在研发的新一代技术都与节能减碳可持续发展有关。
2020年，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联合亚洲开发银行和北大能源研究院共同举办了十五场“建言十四五能源发展”系列活动。近百位来自国内外各大研究机构、地方政府与企业的专家，经验丰富的能源从业者，还有遍布全球的海内外院士教授参与了活动，产生了上百条颇具新意的政策建议（具体内容可以浏览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的微信公共号上的各场活动总结报告）。
以上是我们通过组织并主持这一系列活动中获得的一些感悟。我最大的体会是，集体智慧力量无穷。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包容不同想法的集体智慧（Collective Wisdom），而不是所有人都只有一个想法的集体思维(Group Think)。在能源及相关领域，我们不乏实战经验丰富、极富远见和智慧的专家群体。能够把他们的真知灼见汇聚到一起，我们就不乏所面临问题的解决方案。
实战经验十分丰富的中石化集团原董事长傅成玉先生给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他指出，我们不仅需要对各行各业的减排路径进行细化研究，更需要的是将这些宏观与中观的研究方案变成企业和城市能够落地执行的行动方案。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提醒，没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具体行动，许多宏观研究都将停留在纸面。这也提醒我们，在碳中和路线图研究过程中，不仅要研究“什么”，即在哪些领域开展行动，更要研究“如何”，即谁来落实这些行动，如何激励他们采取行动。
为此，我们急需培育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先锋城市和先锋企业，在他们开拓的足迹上扩大推广。清华大学社科院能源转型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何继江博士团队在分享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能源转型经验的同时，正在推动包括大同市和国家电投集团在内的城市和企业达峰倡议，值得鼓励与敬佩。
新征程：制定清晰脱碳路线图，出台系列行动方案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1997年9月，我在国际能源署（IEA）开始担任署长特别助理的工作。上任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组织IEA参与当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办的第三次UNFCCC缔约方（COP3）会议。为了那个会议，IEA于1997年5月的部长会议上发表了一份很有见地的报告，叫做《气候变化的能源维度》（Energy Dimension of Climate Change），旨在影响由环境部长参与的气候变化谈判结果。该报告强调了能源消费的惰性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惯性，希望京都会议上达成的减排目标既要雄心勃勃（Ambitious）更要现实可成（Realistic and Achievable）。IEA能源部长们当时表示，不管京都会议上达成什么样的目标，他们一定完成任务。
京都会议的结果是，发达国家缔约方在2008年到2012年的第一个履约期内要比1990年的排放量平均减排6%。环境部长们把这个结果带回国，在内阁会议上讨论时，对能源部长们说，“能源部门占碳排放的80%，你们来落实吧”。能源部长们一听就傻眼了，他们说，“我们只负责能源供应，而能源供应部分产生的排放占能源相关总排放量不足30%，大部分的排放来自工业、交通、建筑等用能领域，这些领域超越了我们的职责范围”。
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时任法国工业部能源与原材料司司长Claude Mandil专程拜会IEA署长Robert Priddle先生，希望IEA能够在《气候变化的能源维度》的基础上，起草一份新的“挑战性报告”（“challenging paper”），在1999年5月的IEA部长级会议上讨论。我当时正好也负责部长会议的筹备工作，全面参与了这个报告的起草，并利用1998年12月的圣诞节假期，起草了一份报告，上班后交给署长。署长看后批给负责这个“挑战性”报告起草工作的长期政策合作局局长，要求他们把我报告的内容整合到他们也正在起草的报告中。
这个故事表明，以IEA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早就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实现温室气体减排，能源领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能源部门无法单打独斗，需要动员全社会参与。这也是欧盟将气候中和（注：“气候中和”包含CO在内的所有温室气体，要求人类活动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总量为零）作为“建设公平繁荣的社会，拥有现代、高效、极富竞争力的经济新增长战略”核心推手的主要原因。欧盟的气候中和目标落实以《绿色政纲》为载体，设立具体量化目标，配备相应的预算计划，并出台大量配套战略、行动计划和政策法规来保障落实，包括《产业战略》、《绿色融资战略》、《能源系统集成战略》、《氢能战略》、《可持续智能交通战略》、《从农场到餐桌战略》、《森林战略》、《水、空气和土壤零污染行动计划》、《可持续发展的化学品战略》、《循环经济行动计划》、《气候法案》等。
这些案例都给中国的碳中和战略和路线图制定提供有益的“前车之鉴”。中国的能源供应侧CO2排放也占能源领域排放总量的30%左右，更多的排放量也来自工业、交通、建筑、农业等能源消费部门，涉及到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因此，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在实现能源转型的同时，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社会消费模式的转型。
目前，英国、欧盟、日本、美国都有各自的研究机构围绕着本国的碳中和目标，发布了相应的具体路线图。国际社会也在翘首盼望中国早日出台碳中和路线图。我们可以在参照各国案例的基础上，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达峰”和“中和”路线图，并出台更加具体的系列配套行动计划，推动中国经济的全面转型。
回到我去年技术和制度的主题，技术仍然是推动能源转型，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主要抓手，我们还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期，许多新的技术将不断涌现。但实现碳中和目标时间紧，任务重，我们不能等待新技术来解决问题，更多的重点应该放在现有技术的推广利用。制度方面，在中国能源领域的四大革命中，体制革命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掘。新的能源市场设计要为未来技术应用提供空间，应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为新技术的应用推广扫清障碍，激发全民的创新能力，鼓励全民参与，打赢一场能源转型的人民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