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目前国家力推煤炭、发电行业合并重组的逻辑是什么?在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大力推进煤炭去产能的大困局中，重组有哪些利弊?能否破解煤电矛盾的“沉疴旧疾”?国能投“巨无霸”形成之后，又会对其他煤炭、发电企业产生多大影响?此类合并重组会否在煤炭、发电央企中形成“燎原之势”?

带着这些问题，《中国能源报》记者专访了电力行业专家陈宗法，旨在呈现来自业内人士的意见与看法。

为何重组?

中国能源报：首先请您介绍一下煤炭、发电行业的关系?

陈宗法：在我国15.6亿千瓦的发电装机中，约57%是煤电机组，发电量的65%来自煤电。燃料成本占发电成本70%以上，煤炭价格的涨落直接决定火电企业效益的高低。同样，火电企业是煤炭企业最大的用户和市场，电煤消费占煤炭消费总量50%以上，火电企业的盈亏直接影响着煤炭资源的消费转化能力。

所以，煤、电两大产业应该是“和谐共存、协调发展、互利共赢”的“鱼水关系”。但现实中并不理想。

中国能源报：煤炭、发电企业重组的整体思路，遵循了什么样的逻辑?

陈宗法：我个人理解，主要是出于三方面的考虑。

第一，是基于国家大的改革背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国资国企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以及能源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的改革举措相继推出，特别是2016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6号)，要求通过“四个一批”(巩固加强一批、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进行结构调整与重组。因此，神华、国电的重组正是顺应了当前改革需要，是国资委推出的一项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煤电一体、创建世界一流能源集团的大举措。

第二，是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煤电矛盾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由来已久。特别是2000年以来，煤价暴涨暴跌，导致不是电企巨亏、煤企巨盈，就是电企巨盈、煤企巨亏。

例如，2008-2011年煤炭价格暴涨，煤炭企业进入“黄金十年”的鼎盛时期，但电力企业却出现行业性巨额亏损。2012年-2015年，则刚好相反，环渤海5500大卡市场动力煤价从最高时860元/吨，一路下跌至2015年末的371元/吨。煤炭企业全线沦陷，进入极其困难的四年，而同期的火电企业业绩“置顶”。

进入“十三五”，煤价又进入新一轮上涨周期。2016年年底，煤价收于593元/吨，较年初涨59.8%。2017年1-8月仍在580元/吨左右高位震荡。2016年，煤电企业全年业绩“腰斩”;2017年上半年五大发电集团煤电利润下降146.7%，亏损123亿元，与4.2万亿元的资产规模很不匹配。

煤、电两个产业的大起大落，严重影响能源的安全、稳定供应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而且进入“十二五”，由于我国经济出现“三期叠加”，加上产业结构的优化，能源消费明显放缓，煤炭、煤电产能均出现了过剩。2016年2月，国家出台化解煤炭过剩产能政策;2017年，又下达化解煤电过剩产能的任务。这对行业发展影响巨大。

中国能源报：是的，煤炭、电力产能过剩是全新的棘手问题。

陈宗法：另外，根据国资委改革局局长白英姿介绍，像其他央企一样，煤炭、电力领域的央企在布局结构上，也存在“多、散、低、同、长、重”等6个方面的问题。

例如，前10名煤炭企业产量占比约为40%，与其他煤炭大国相比，集中度明显过低;中央发电企业在原有业务基础上，不断扩张企业规模和业务领域，煤、水、风、核、太阳能等全面布局，同质化问题突出，一定程度上存在过度竞争的现象。

因此，神华、国电的重组也是国家坚持问题导向，旨在解决煤电过剩产能、缓解煤电矛盾，推进能源革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

中国能源报：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

陈宗法：是基于能源领域既有重组案例和新的发展趋势带来的启示。

例如，中石油、中石化原本专业化经营，分别从事上游的油气勘探开发、下游的油气加工，上世纪末进行了行业性重组，各自划出一部分资产给对方，出现了上下游混合经营。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两家公司比重组前业绩相对稳定，也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中海油由于国际油气价格剧烈波动带来的业绩大幅震荡。

另外，能源企业要抓住能源革命和经济结构转型新机遇，发展思路不仅要纳入用户需求侧管理，而且要强化不同产业之间的协同，实现纵向“源—网—荷—储”协调优化，横向多能源互补优化的格局，积极稳妥进入能源新业态，如泛能网、智能电(热)网、能源互联网，智慧能源项目、综合能源供应等。

能否解决煤电矛盾?

中国能源报：前面也提到了国电、神华重组与煤电矛盾的关系。那么煤电矛盾是如何产生的?

陈宗法：我个人认为，产生煤电矛盾的根源是煤、电两个行业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根本差异，是政府计划体制与市场运行机制的严重冲撞，是政府部门、煤企、电企、用户、铁路各方长期搏弈的结果。

为理顺煤电关系，国家不得不对电价政策作出调整。例如，1985年推出煤运加价，在2004年煤运加价升级为煤电联动。但由于煤电联动不及时、不到位，所以并未解决煤电矛盾。因此双方只能另辟蹊径——搞煤电联营。

目前，五大发电集团的煤炭产能大概是3亿吨，产量约2.5亿吨，而煤炭行业也已拥有发电装机达到1.8亿千瓦。此次神华、国电的重组，正是建立在上述实践基础之上的一次更高层次、更大规模的跨界大整合。

中国能源报：那么此次神华、国电的重组，是否从根本上解决了煤电矛盾?

陈宗法：只能说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式!合并之后，这种矛盾只是得到缓解，或者说是被掩盖，但不是从根本上消除。

因为目前煤炭已经市场化(虽然现在政府也在调控价格)，但在电力方面，大部分还是计划电量、标杆电价。换言之，煤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机制，电仍是政府定价下的计划体制。

另一方面，煤电联动政策的启用与否，也要根据宏观调控的需要而定。例如，2008-2011年煤价涨了很多，但电价要考虑CPI进行调控，调得不充分、不及时。

2016以来，政府又要求降低用能成本，尽管煤价涨幅很大，电价还是下调不少，体现不了燃料成本的变化。煤电矛盾又变得突出。

中国能源报：也就是说，在外部宏观环境中还是有限制条件的，那么集团内部情况如何?

陈宗法：内部也有诸多限制。尽管煤电重组会在整个集团业绩中形成对冲机制，但要真正形成煤电产业链、充分体现煤电整合的效果，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因为集团下属的煤炭、电力企业都是独立的公司法人，电是电，煤是煤，且处于不同的省域，所以需要进一步整合梳理。

譬如，神华的煤主要集中在蒙陕宁一带，而电厂却分布在全国各地。煤炭有经济运输距离，超过距离的电厂可能用不到，而且，不同发电机组对煤种的要求各异。前几年煤价下滑时，发电集团内的煤矿日子不好过，需要增加内销比例，但往往受到煤炭运输半径、煤种的限制以及电厂现有的煤炭供应商的影响。

另外，重组合并后还可能存在内外矛盾，例如，在煤价高时，煤炭企业会有动力向外出售煤炭，挤压内部销量;在煤价低时，则希望更多地往集团内电厂卖煤，因为可能卖出高价。同时，不同煤、电子公司还要考虑自身利益，有各自的业绩考核。这都需要集团内部加强协调。不过，煤电大重组，总体上对推进落实煤电一体化提供了现实可能，有利于实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产业链一体化优势。

因此，只有通过稳固煤炭市场化改革成果，继续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才能使电价既能反映包括燃料在内的成本变化，又能反映电力供求关系，从而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电”与“市场煤”的体制矛盾和机制冲撞。

对现有煤、电企业影响几何?

中国能源报：神华、国电的重组对其他发电集团产生了什么影响?

陈宗法：作为兄弟单位，首先表示祝贺，乐观其成。当然，两者的合并肯定会对我们产生影响。有心理层面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市场竞争方面的担心。另外，也会考虑是否跟进重组。

具体来讲，五大发电集团成立于同一个时期，经历了15年多的发展，尽管有差异，但基本上等量齐观，相互之间经常做一些数据的交换和对标，形成了竞争相对公平的行业格局。但根据披露的信息，重组后的国能投将成为国内最大的煤炭集团与发电集团，其总资产1.8万亿元，营业收入4307亿元，煤炭产量4.66亿吨，发电装机2.2亿千瓦，8大产业板块、8家上市公司，世界500强排名将接近100位，都数倍于单个发电集团，是真正的“巨无霸”。另外，目前五大发电集团负债率都在80%以上，而神华、国电合并之后负债率会降到62.9%。所以，对国能投而言，蛋糕大了，竞争对手小了、弱了。

另外，它还可以进行内部资源的协调，通过煤电一体、优势互补，避免同质竞争，缓解煤电矛盾，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源配置。例如，拿到竞价电量之后，在“让谁发”问题上，集团内部会有更多的选择权，控制力更强，效果更明显。

换言之，现有平衡的市场格局已被打破，无论在资产规模、负债率，还是产业链、综合实力上，国能投都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这让未重组的发电集团普遍担心将来无法与之竞争。

中国能源报：煤、电企业大重组跟电改的市场化方向有无冲突?

陈宗法：这确实值得关注。个人认为，有一致，也有冲突。一致的是，从国资委出资人的角度分析，能够有利于避免过度竞争，减少双方的纠纷，维持重组企业的业绩稳定，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促进煤电产业协调发展。冲突的是，电改目标就是要朝着市场化方向走，要求培育更多市场主体，减少垄断和操纵市场，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体系。

不过，每个时期都有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当年从国家电力公司拆分出五大发电集团的宏观背景是电力短缺，分拆调动了多方积极性，鼓励新建装机，解决了当时的电力供应问题。而当前电力产能普遍过剩，更需要放慢速度、提升质量与效益，而合并有利于减少过度竞争和盲目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