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坤：各位领导，各位来宾，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交流一下有关中国能源革命和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
中国当前在全球应对气侯变化的形势之下，积极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的革命，而且在全球的能源体系革命性的变革当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中国当前可再生资源的拥有量，发展的速度，以及每年新增的容量和新增的投资都居于世界的前列，中国推进能源的革命一方面，这也是我们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也是适应当前应对气侯变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战略选择。所以我们要统筹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来进一步推动能源的变革，在应对气侯变化的形势下，世界的范围都要通过能源的变革，走上气侯适宜性的，低碳经济的发展路径。所以推进能源的变革，实现经济的转型，也是中国在新的形势之下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当前，全球气侯变化的合作进程已经进入全面落实的实施阶段，《巴黎协定》迅速的达成和生效，体现了世界各国对合作应对气侯变化威胁的广泛的共识和强烈的政治意愿，《巴黎协定》提出把全球温升控制在2°范围之内，并且争取控制在2°之内，各国自主提出应对气侯变化的目标和行动为基础，开展的一个自觉和自愿的合作行动。但是，当前各个国家说采取的行动和力度对于实现《巴黎协定》基础的控制2°温升的目标仍然有很大的挑战，按照当前各国的承诺和行动情况，2030年距实现2°目标的排放路径仍然有15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缺口。如果在2030年之前全球不能采取更大力度的减排行动，那么未来要想实现控制2°的目标必须更大的力度的行动也会付出更大的成本或者代价。
当前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巴黎协定》，对全球应对气侯变化的信心和行动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一个方面美国宣布不再履行他们在《巴黎协定》自主贡献的行动，这会影响其他一些国家自愿行动和不断加大力度的信心和意愿。另一方面，美国宣布不再为气侯绿色基金注资，这也会影响其他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侯变化提供资金、技术和人力建设的支持的意愿下降。《巴黎协定》提出的到2025年，发达国家要负责筹集每年一千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侯变化的目标可能难以实现，这会使得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贫穷国家受气侯灾害影响会加剧，损失和损害会加大，同时也会影响这些国家进一步向低碳转型的进展。
所以在当前全球应对气侯变化紧迫的形势下，尽管会出现各种的挫折和障碍，但是全球能源的革命性的变革和应对气侯变化的进程是不会逆转，而能源体系的革命性的变革是在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框架下管控气侯风险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我们进行能源的变革，一方面就是要大力的节约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费量，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大能源体系的替代，用新能源、可再生资源来替代化石能源，实现能源结构的低碳化，用能源的变革促进经济的转型。因为经济社会还要持续发展，能源的需求不可避免的还会有所增长，也将会引起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而保护全球气候又要求我们尽快和大幅度的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统筹经济的发展和保护全球气候。实现两者共赢的目标，我们就要推动能源的变革，大幅度的减少为排出单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如果实现《巴黎协定》控制全球温升不超过2°的目标，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之前必须尽快把每年单位GDP产出二氧化碳排放下降速度提高到4%以上，而当前全世界下降的速度也只有1%，发达国家也只有2%左右，中国是达到了4.5%。中国提出到203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的强度要比2005年下降60%—65%的自主的贡献目标，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每年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也要下降4%以上，特别是中国提出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的排放要达到峰值，并且尽早的达峰，到2030年左右中国潜在的GDP增长率也要到4%—5%左右，如果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必须使得单位GDP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速度大于GDP的增长速度，这样才能使得由于GDP增长所引起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我们提高单位能耗和单位GDP排放GDP产出的效率来抵消，所以我们要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的目标，中国单位GDP排放二氧化碳的速度到2030年之前也要提升到4%—5%左右的速度。所以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十三五”又提出了“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新的发展理念，以创新驱动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当前，我们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新常态下，转换发展动能，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高耗能产业的比例在下降，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量趋于饱和，也在开始下降，所以在经济增速也有所放缓的情况下，能源需求的增长速度大为放缓，2005—2013年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年均6%，2013—2016年三年期间已经平均下降到1.5%。同时，非化石能源仍然以1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这就使得缓慢的总的能源需求主要是由增加非化石能源的供应来满足，化石能源供应基本上处于平稳的状态，而煤炭的消费量却在下降，所以使得这期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趋于饱和。在这样的新常态下，未来随着经济增速的稳定，有可能能源消费的弹性还有所反弹，二氧化碳的排放可能还会有所缓慢的上升，但是也不再可能出现2013年快速增长的局面，这就为我们尽快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的达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为了实现我们在《巴黎协定》下国家自主贡献的目标，今年年初发改委、能源局公布了《中国2016—2030年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战略》，这个战略提出了如何保障自主贡献目标实现的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而且更加明确的提出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非化石能源跨越式发展的目标，特别提出未来非化石能源发展两个50%的目标。一个是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总电量要达到50%，另外到2050年一次能源总消费中有50%来自非化石能源，这就对于我们倡提推进能源革命，建立清洁低碳能源体系又指明了方向和目标，到2050年中国的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会比峰值年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所以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一个方面是在供给侧，要大比例的发展非化石能源，我们要实现中国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20%的目标，到那个时间非化石能源的装机要超过13亿千瓦，现在美国全国总装机容量大概也就十几千瓦左右，203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就要超过美国所有的装机总量。在这种情况下，煤炭的比例会快速下降，到2050年可能也只有20%左右，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煤炭仍然是一个助理能源，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大煤炭的清洁和高效利用，并且要发展煤发电和煤化工利用过程中二氧化碳普及和埋存(音)技术，为实现全球应对气侯变化，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目标下，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零排放做好我们战略的准备。
同时，在消费侧一方面要控制总的能源消费量，特别是中国工业部门占了总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的70%左右，要使工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在2020年左右尽快达峰，同时在建筑和交通部门也要推进低碳建筑和低碳交通，争取使得建筑和交通部门在2030年后也要尽快的实现二氧化碳峰值，为全国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创造有利的条件。
当前，总体能源需求增长比较缓慢，我们要减少煤炭的利用，当然主要是要减少煤炭在终端的利用，特别是散煤的利用，因为燃煤的电站有脱硫脱硝比较好的措施，同样的煤炭量的消费，散煤排放的常规污染物又是电站的十几倍到几十倍，所以我们要用电力来取代散煤的消费，增加电力在终端消费的比例，同时也就增加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当中的比重。未来煤炭电力基本趋于饱和和下降，所以新发展的电力基本上要是非化石能源，所以终端电力取代煤炭，而在发电侧增加非化石能源发电量，使得电力增长高于总的能源需求的增长，为可再生资源的发展提供比较好的市场空间。
为了推进经济发展方式向低碳转型，也推进节能和能源结构的改变，中国在“十二五”期间在五个城市，两个省开展了碳排放交易市场试点工作，而且取得了好的成效，中国已经宣布在今年年底之前要启动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用市场手段来促进能源节约，因为碳交易市场给碳排放有一个清晰的价格信号，激励企业的投资，也引导金融部门投资导向。同时在碳排放交易市场当中要建立严格的碳排放核算、上报和核查制度体系，这也是我国实现低碳发展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非常关键的一个制度建设。
当然，在应对气侯变化紧迫的形势下，仅靠市场作用是很有限的，很多领域可能市场失灵，我们要把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力量互相结合。一方面我们还要加强倡提低碳发展目标的导向，我们已经公布了2030年能源革命战略，国家也在着手研究制定到2050年的温室气体低排放战略。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把低碳发展和能源变革的一些核心指标纳入到每个五年规划中央和各省市规划当中，作为约束性的目标来强制性的执行，也会制定各种能效和排放标准，以多种政策的组合，包括财税金融支撑体系建设来支持我国形成低碳发展的制度保障，也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在应对当前气侯变化国际国内紧迫形势之下，我国也面临着一个紧迫的形势和任务，对外我们要积极促进全球应对气侯变化合作的进程，而且要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促进全球应对气侯变化形成一种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和共同发展的制度体系，促进各国在应对气侯变化当中互惠合作，共同发展。同时，促进每个国家在应对气侯变化的同时，通过能源转型走上绿色经济的发展路径，实现减排二氧化碳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双赢。对内，我们要积极推进能源变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能够在全球应对气侯变化的合作进程中发挥积极的引领性作用。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