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反应与化学反应，同为分子间两种基本的相互作用，一个发生在外层电子，一个发生在原子核，是自然界两种最基本的反应。两种不同的反应都能给人类带来有害的影响，但我们利用核技术与化学技术也能让它们为人类服务。如今，化学技术早已应用到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形形色色的产品，核技术虽然也早已应用到国防、医疗、能源、工业、农业、科研等领域，然而却仍然发展缓慢，并且阻力重重，作为核技术能源发展的核电就是其中之一。

    发展核电要获得公众认可

    核电是安全、清洁、经济的能源，作为低碳节能以及能源结构转型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国具有发展核电的决心。我国在《中国的能源政策（2012）白皮书》中明确了将安全高效发展核电，面对国际社会的质疑，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6月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也进一步表示：“中国发展核电的决心不会改变，将进一步完善核电发展规划，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继续发展核电。”此外，核电业界和地方政府，也都积极支持核电发展。核电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公众难接受，特别是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发生加深了公众对核电的恐惧心理，也使核电的安全性再次受到质疑。我国“十二五”期间不发展内陆核电也正是考虑公众接受的问题，而日前江门核燃料项目在公示后短短几天就匆忙下马更说明了来自公众的反对对核电发展的巨大影响，我国发展核电必须先过公众这一关。

    公众对核的恐惧由来已久，但是不同的人反核的态度还是有所差异。通过从记者采访、有关问卷调查和对网络中的流行看法等方面的分析，发现如今的反核人群具有几个显著特点：一，反核人群多是集中在核项目附近，他们既渴望发展清洁的核能，但又不愿承担其风险，即所谓的“邻避效应”；二，观点态度比较明确的常常是年轻一代接受过较多教育的人群，因为他们接触知识面广，对现代信息工具比较掌握，思想较为活跃，是反核舆论的主要制造者。他们常常是认识到核和放射性的危险性，却对核技术和行业的了解不深入，无法对安全性形成理性判断；三，反对最热烈的常常是收入较高的人群，因为高收入者更担心对身体健康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从而容易反核，而贫困老百姓则更看重的是怎么增加自己的收入，对人权无太多概念，除非是自身利益受到较大损害，否则对游行示威也没太多兴趣；四，对核能缺乏任何了解或是文盲人群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者，常常是通过听别人讲核的危险性从而反核，不会有太多主见。

    公众认可需要国家、地方与业界共同努力

    综合起来看，公众反核的原因还是在于对核技术和放射性的不了解，对核电行业的不了解，由此导致在核电风险的认识问题上难以与政府达成一致，加上对发展核电与自身利益之间的关系认识不足以及一些动机不良人士的煽风点火，引起更多的反核情绪。但公众的反核情绪与国家基础教育、宣传方式，与地方政府和业界在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不无关系，这些问题在江西彭泽核电项目和江门核燃料项目中都有显现。总的来说就是国家基础教育落后、科普宣传力度低、政府公信力丧失、以及地方与业界在操作过程中存在的选址不当、操作程序不规范、项目公示宣传不足、公众参与度低等。因此，驱散公众的核恐惧阴霾，消除公众反核情绪，还需要国家、地方政府与业界等在多方面共同努力。

    在国家政府层面，应该重视核技术的基础教育，加大科普宣传力度，严格监管，重构政府公信力，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知的桥梁作用来加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与交流，促使政府与公众在发展核电的问题上早日达成共识。

    第一，重视基础教育。核反应和化学反应同是自然界两种最基本的反应，化学原本属于物理学的范畴，但是在初中和高中都是单独开一门课，而核反应的知识却只是在高中物理中才稍微提了一下，只有在大学教育里才有为数不多的学校开设了核相关专业。不说工业生产上，光是在学校做化学实验的时候就出过很多事故，甚至死过人，可是为什么没有太多人反对？因为人们了解它，知道如何掌握它。举个最常见的例子——烟花炮竹，燃放烟花炮竹不知道出过多少事故，死过多少人，谁都知道烟花炮竹是易燃易爆品，但它好玩，燃放起来很漂亮，最主要是因为人们明白它的燃放原理，知道里面放的是火药。正是由于对火药特性的了解，才使人们能够对其安全性有主观判断。但对核技术和放射性的特性却不了解，所以不管怎么科普怎么说它安全，最根本的是公众无法从主观上去确认它到底安不安全，更不知道当遇到核辐射时该如何保护自己。对“核”的认识，绝不是在项目之前突击宣传科普一下就行的，这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从基础教育中抓起，需要对“核”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才能客观地认识核的安全性。此外，核电作为我国能源战略调整的重点，核技术的利用天地也是越来越广阔，我国规划核电装机容量到2050年的目标是4亿千瓦，这需要大量的人才支持。因此，必须加大“核”相关知识在基础教育中的比重，提升全民的“核素质”，也只有这样，核能才能普及，核电才有明天。

    第二，加大科普宣传力度。从记者采访和网络上各论坛、微博等的言论可以看出，大多数公众对核技术根本就不了解，只知道这个东西如果出事会有辐射，会对人造成伤害，所以就坚决反对。因此必须加强对核技术的科普宣传，要在全国通过各种媒体科普核技术方面的知识，要在收视率关注度高的媒体上多宣传，特别应该多在电视上做一些图文并茂的讲解，以增加人们的理解。在科普过程中，既要讲核技术的安全性原理，也要客观地讲其危险性和辐射防护方面的一些知识。宣传时，也不能一贯按照自己的思路，应根据公众提出的问题随时给予有针对性的解答。

    第三，重构政府公信力。从日本公众对核电态度转变可以发现，当公众对政府相当信任的时候，他们很少会质疑政府的核电政策，核电的公众接受性良好。但当发生核事故后，这种信任感急剧下降，从而导致反核人数增多。在江门核事件之前，不管是瘦肉精事件还是三聚氰胺事件，都有政府出面查处相关责任人，也请官方学者出面辟谣，可是根本不起作用，原因就在于政府公信力在下降。我国政府在宣传的时候习惯于报喜不报忧，专家也习惯于往好的方面讲，但是问题却在越来越多的出现，长此以往，公众就不再相信政府和专家说的话。近年来，频频曝出的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都凸显了政府在监管方面的不足，使政府公信力逐渐丧失，导致公众对核电方面的监管也产生质疑。因此，政府一方面要改变报喜不报忧的习惯，主动披露行业中存在的问题，对公众提出的质疑给予实事求是的解答，另一方面也必须继续在监管水平、应急反应及核安全文化的构建等方面下工夫。只有这样，才能重构公信力，让公众相信政府的决策。

    第四，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意见领袖的桥梁作用。意见领袖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意见、评论，是大众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的中介或过滤的环节，能够加快传播速度并影响他人态度。而非政府组织更是能够在一些社会问题比较突出、尖锐的领域里，发挥政府和企业所没有或难以充分发挥的作用。他们具有一些共同点，那就是态度中立，能够不为利益集团所左右，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更多地替老百姓说话。因此，他们也能够更多地取得公众信任，更容易与公众沟通和交流，也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在核电发展的问题上，应该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与意见领袖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桥梁作用，来加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与交流，促使政府与公众在中国发展核电的问题上早日达成共识。

    地方政府与业界是项目的主要推动者，也是具体执行者，在项目具体选址、操作、宣传等多方面都应引起更多的重视，要把得到公众的首肯放在第一位。核电的每一个项目的成败都关系到整个行业的发展，绝不能为了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对整个行业产生的长期负面影响。

    第一，选址应科学。项目选址应该考虑更周全，不仅是在安全性上多加考虑，在项目的影响和施行的难易程度上同样要有预见性。项目本身应该首选在对公众影响最小的地方建设，这样不仅是对公众负责，受到的阻力也会相对较小。有人认为这次江门的核燃料项目如果是选在台山的岛屿或许就不会遇到这样的阻力。

    第二，严格按程序规定进行。项目的每一步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特别是与公众安全有关的程序上，甚至应该比国家的规定更加严格要求，而不是仅仅为了达到所谓的规定，更不能为此而采取违规操作。比如采用给好处的手段诱使公众在协议上签字的行为，这只能让结果变得更糟。

    第三，提前公示，扩大宣传，主动，主动，再主动！公众对项目的知晓程度、对项目发展的态度以及对项目安全的评价都在影响公众对项目的接受性，特别是涉核项目。从江门事件中可以看出，前期宣传不足、公示时间偏短、公示范围过小都是造成项目匆忙下马的主要因素。时间短、范围小，导致公众没有太多时间了解项目内容，也来不及权衡利弊，在一些反核人士利用“核恐怖”阴影的煽动下只能选择发对，等到老百姓都反对到政府大楼前了，就太晚了。这个时候再请专家，反而让人觉得欲盖弥彰。相反，在于公众的沟通交流方面，应该主动，主动，再主动！应提前公示、早做宣传，这样才能留有足够时间去解决问题。而且宣传的范围要广，要深入网络论坛、微博等信息传播迅速的领域去了解公众反对的真实原因，对有关质疑及时给予有针对性的回答，而不是等待老百姓打电话发邮件来发表意见，那样就显得太被动，而被动是注定要“挨打”的。

    第四，提升公众参与度。因为公众对项目没有过彻头彻尾的了解，所以在项目的整个过程中如果发生质疑就有可能随时提出反对。江门的核燃料项目还只是在立项之前就被否决了，但如果是项目已经投入很多资金了呢？因此，不管是立项申请、项目建设、项目运行或是退役，都应该提升公众的参与程度。比如在立项阶段应该及时将相关规划方案、环评报告、可行性报告及立项进度等关键信息内容，及时有效地通告周边群众和相关人群；在建设运行阶段应该多做科普，特别是核电站外围公众关心区域，应定期发布监测结果，定期开放项目参观，定期举行应急演练等。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公众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