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6月22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巴黎爱丽舍宫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

李强指出，中法、中欧各有优势，要进一步加强合作，在深化核能、航空航天等传统领域合作的同时，挖掘在环保、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潜力，实现互利共赢。中方鼓励中国企业赴法投资。欢迎法国企业分享中国发展机遇。

那么，核能为何可以成为两国合作的第一关键词呢?

高卢人的核电骄傲

坚定自主发展核能这个点上，法国人和中国人都有自己的骄傲和坚持，这也许能一起合作这么久，很重要的一个三观相符。

从战后重建开始，不论是戴高乐还是密特朗，法国领导层从未放弃对核能的专注。

即使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各国民心动摇，谈“核”色变，法国不为所动，持续下注核电。

十年后的今天，欧洲各国又因为激进的清洁能源政策被天然气价格绑架，依靠核电长期出口电力的法国，已经成为了欧洲电力的救世主。

从客观环境考虑，能源领域留给法国的，只有核电一条路。

历史上曾经由于煤炭问题与邻国产生冲突。石油方面原本可以依靠阿尔及利亚，但战后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也让该国和法国脱离了联系。

作为在欧洲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工业大国，法国建国初期的能源供给，面临着极大的压力。

图左为让·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

1945年，法国总统戴高乐成立了法国国家原子能委员会(CEA)，专门进行核能开发。这家官方机构的领导人，正是居里夫人的女婿，钱三强的导师——让·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法国人对能源自主的渴望，由此可见一斑。

经过十余年的研究，1956年，法国人开发了属于自己的石墨气冷反应堆。作为最基础的反应堆，它采用石墨作为核反应的减速剂，可以使用廉价的天然铀。然而早期的气冷堆效率太低，使用石墨做减速剂，后续运营成本相对较高。(注：和中国早期研究熔盐堆很类似)

CEA因此转变技术路线，寻求更高效的核反应堆技术。

1958年，在CEA和法国电力(EDF)的主导下，法国从美国西屋引进了更加成熟和高性价比的压水堆的技术。

法国在消化压水堆的技术之后，确定了压水堆主导的核能发展路线。1964年，法国第一座商用核电站落地，整个国家的主要能源向核能转型。

然而让法国领导层死磕核电的，不是核能技术，而是石油禁运。

1973年，国际石油危机爆发，名义油价和实际油价相差300%，“用油发电”已经成为绝路。时任法国总理梅斯梅尔因此提出了一个极端的思路：

用10年时间修80座核电站，到2000年修170座。尽管法国核电站达不到梅斯梅尔预期的上百座，但是就算是几十座核电站，也能满足法国能源独立的需求。

法国的核电行业总体是国家主导，负责发电的法国电力，由法国政府持股85%。CEA负责核能发展战略，可以看做是法国核能的“发改委”。在管理结构上，实际上国家间接管控整条核电产业链。

法国是核电发电量占总量比例最高的国家，整个法国电网约等于一张核电网。

放到现在来看，法国孤注一掷专精核电，恰恰是走对了最关键的一步棋。目前欧洲各国新能源政策过于激进，让整个国家的国民生活，对特定资源产生严重依赖。欧洲去年的天然气短缺，就离不开一系列激进政策的影响。

中法核能合作由来已久

中法在核电领域的合作历史悠久。如果你深入了解中国核电的发展历史，会发现除了我们自力更生，从军用核能领域一步步实现民用核能以外，法国人在中国核电独立自主的路上帮了不少忙。

因为核电是一个很复杂的领域，涉及技术领域很多，自己搞不定的可能就得找老师去请教。

钱给到位了，法国人很愿意教中国人本领，这个在今天西方国家嚷嚷脱钩的背景下似乎不可思议，但在当年没什么大不了的。

法国人希望伴随中国经济增长、能源需求增长、核电建设需求增长的东风，一起成长，把中国当做最重要的一块海外市场。

我们师夷长技不是为了制夷，而是展开以我为主的多边合作，互惠互利。

从核电的角度切入，去看法国电力在中国几十年的发展，管中窥豹，你就能看明白，为什么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不愿意做美国的附庸，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同中国完全脱钩。

1973年，法国蓬皮杜总统访问中国，这是第一位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欧洲国家元首。他的来访推动了中法两国在核能领域建立起一系列的接触。

整个20世纪70年代，法国领导人多次访华，其中一项重要议题就是中国的核电项目。

其实法国人很早就开始准备了，因为法国压水堆技术源自美国，法国领导人还跑到华盛顿，找吉米·卡特开了绿灯，批准法国向中国出口核电设备。

法国驻华使馆里甚至专门设了一个职位，叫“核电专员”，当时的专员中文名叫顾华年。

同一时期，中国的工程师也对压水堆技术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

很快，合作的契机出现在了广东，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

广东想要发展经济，必须解决能源供应问题。

煤炭资源在北方，优质水电资源在西南，风电光伏那时还没发展起来，广东迫切地需要核电，但发展核电需要大把大把的钱。

于是一家美国咨询公司，名叫吉布斯·希尔，向广州市领导人提出了一个想法：从外国贷款建设，卖电给香港还债——因为香港也有对电力的旺盛需求。

借钱买鸡，养鸡生蛋，卖蛋还钱，还有钱花。

所以在国家计委的投资项目表上，大亚湾核电站一栏的投资金额是“零”。

在广东、香港以及一些在当地活跃的外国友人的共同支持下，1980年，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遵照邓公的指示，宣布在东南沿海至少建设两座核电站。

大亚湾核电站预计造价高达4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当时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20%。

当时我们还不被允许向国际市场贷款，国家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核电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出口信贷，来推动这座核电站工程的实施。

选定外国设备的过程中，中方迅速锁定了法国和英国的设备。

法国的建设成本比竞争对手低一半，而法国对中国早早表现出的友善态度，在核电领域的开放态度，博得了很多中方领导的好感。

紧接着，法国总统密特朗访问中国，受到邓公的接见。

密特朗表示：只要中国购买足够数量的法国设备，法国能接受中国技术转让的要求。

同一天，两国签署的核电合作备忘录中，法国保证在中国企业的参与下建设四个核反应堆，并同时向中国转让全部技术。

1986年夏天，大亚湾核电站正式开工，来自22个国家的1万多人参与建设。

后来参与大亚湾项目的很多国人，都成为中国核电工业的中坚力量。特别是“黄金人”。

这是20世纪80年代大亚湾核电站赴法培训人员的形象比喻，在当时国家外汇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这些人平均每人培训费约130万法郎，按当时的金价计算，可以购买50公斤黄金，相当于一个成年人的体重。由于培训代价不菲，所以后来大家称他们是“黄金人”。

第一代“黄金人”都成为了我国核电发展的“种子队”

1994年春，国务院批准15年内在广东兴建10台核电机组，满足中国经济第一大省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

其中第二座广东核电站将建设四台100万千瓦机组。

这一次，中方已经充分汲取了在大亚湾项目管理和建设中的丰富经验，提出了“四个自主化”：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建设、自主运行。

在大亚湾时期，核电设备国产化率不足1%，而在岭澳一期，很多设备制造和设计工作都在中国完成，中国的设计院所担当主力。最后电站的整体国产化占比迅速提高到30%，其中核岛辅助系统达到50%。到后来“华龙一号”示范工程防城港二期，设备国产化率已经达到86.7%。

这时起，法国电力一方面出任业主咨询顾问，另一方面开始参股中国的核电项目：和中方一起投资电力行业，共享收益，共担风险。

后来，就有了这么个形象的说法：从老师到伙伴。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你情我愿的商业合同基础之上，也发生在中法两国长期友好互信的关系基础之上。

借用1997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对中国做出的承诺：

“协助建立一个中国的民族工业。”

这句话不用过度美化，因为法国也想从中国的经济、工业、能源发展中分一杯羹。

开门做生意，你愿意教，我愿意学，我学会了你再找找我们家别的生意，我们接着合作。

哪些项目会迎来新的变化

那这次原则性的申明，会惠及哪些核能项目得以加速或者上马呢?

早在今年早些时候马克龙访华时，中法两国在北京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联合声明》，其中关于民用核能合作的内容如下：

为实现能源体系低碳转型的共同愿望，中法两国在政府间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框架下，开展民用核能务实合作。两国致力于在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和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协议等基础上，继续推进在核能研发领域前沿课题上的合作。两国支持双方企业研究在核废料后处理等问题上加强工业和技术合作的可能性。

早在2015年06月30日，中法两国就在巴黎签署了《深化民用核能合作的联合声明》，感兴趣的可以通过阅读原文查阅。

其实说白了，旧的版本里主要涉及三个主要项目

台山EPR核电

英国新建核电项目

800吨核循环项目

分开说下

1. EPR

这是法国三代核电技术的“拳头”产品，但是也全靠中国这座“后来居上”的全球首堆撑住了面子，成为世界EPR核电工程的领跑者和标杆。

台山1、2号机组预计分别将于2018年、2019年投入商运，均领先于早先开建的芬兰和法国的EPR项目。

同时，这也是中法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的元首工程。

但是后续是否在新建厂址或者扩建厂址继续核准EPR堆型，从目前公开信源来看，热度似乎并不是那么的高。

2. 英国新建项目

这个就... 不多说了

反正耿爽在联合国直接表示我们支持阿根廷的马岛主权，这个基本和英国之间就有点闹得不开心了，这个项目就算将来还有希望，那估计也是很久很久以后了。

3. 800吨核循环项目

上世纪80年代，我国确定了核燃料“闭式循环”与“发展核电必须相应发展后处理”的技术路线。“后处理+快堆”的多次核循环系统，正是我国核能发展“压水堆——快堆——聚变堆”三步走的第二步目标。在近两年出台的《国民经济“十三五”规划》《“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能源技术革命重点创新行动路线图》《“十三五”核工业发展规划》《核安全“十三五”》等一系列规划中，核循环产业始终是高频词。数据显示，一台百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每年产生约20-25吨乏燃料，按目前我国核电规划预测，到2030年将累计产生23500吨乏燃料，离堆贮存需求将达到15000吨，核电规模化发展必然要求进一步加快核燃料循环产业发展。但现实是，我国近年来虽然在乏燃料后处理技术基础能力建设和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但后处理技术整体上仍落后于世界核能强国。这个行业内简称“800吨”的中法合作建设项目，将参照法国阿格核循环厂，由国家专项基金投资，总投资超千亿元。但是因为要价太高了，多年的拉锯战依然没有落下尘埃。

马克龙4月访华的公开申明中，就有很明确的这么一句：“两国支持双方企业研究在核废料后处理等问题上加强工业和技术合作的可能性。”

所以，如果要说那个能加速落地，个人浅薄的认为 800吨项目的可能性更高一丢丢。

当然，这年头让中国人继续当冤大头的可能性也进一步降低了。

最后说个细节：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龙作为核能的鉴定推崇者，提出了“核能复兴”的计划，而作为元首之间的合作桥梁，核能将在李强总理任期内，是很重要的一张牌。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