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面临的资产搁浅成本较高
根据国际能源署（ IEA）数据，我国碳排放的主力是煤（占 79.9%）。而煤消费中又以电热气水供应业占半壁江山（占 48.7%），且电供应主要是煤电（占 49.1%）。因此， 衡量我国面临的转型风险问题，首要是衡量煤电领域的转型风险。
首先， 我国煤电装机容量仍在增加。
2020 年， 我国煤电厂产能新增量和退出量分别为 38,390MW和 8,628MW，新增量远大于退出量，净增加量为 29,762MW。而全球除中国外已经达到负净增水平，净退出量为 17,230MW（ 图表 7）。因此， 相较于全球其他国家，我国需要承担较高的高碳产能退出的搁浅成本。
其次，我国煤电设备整体偏“年轻”。
2020年，我国运行状态的煤电设备使用年限在 10年以内的产能为 475,805.5MW（占比 46%）， 20 年以内的产能为 1,331,632.24MW（占比 89%）。全球除中国外， 20 年以下的煤电设备产能占比仅为 45%
第三，火电装机分散。
根据全国火电排放数据库（ CEAP） 数据， 2017年我国使用火力发电设备的2597 家企业中，有 647 家企业装机量不足20MW， 1470 家企业装机量不足 100MW。可见，我国火电装机呈现分散化局面，发电产能置换涉及的领域更分散（ 图表 9）。
基于上述三个方面，我国煤电领域面临的资产搁浅问题较全球其他国家更为严峻。据牛津大学和华北电力大学的估计，我国煤电搁浅资产规模或达到 30,860-72,010 亿元。此外，产能置换的转型成本除了资产搁浅的成本之外，还需要新增大量低碳设备、清洁能源的投资。
2 、高碳企业融资暗藏金融风险
在低碳政策下，高碳行业的收入和成本水平发生改变， 把宏观经济和行业层面的影响进一步转化到微观企业财务指标上，从而影响与其融资业务有关的金融机构的风险， 单个金融机构风险指标的变化可能传导转化成系统性监管指标的变化。因此，转型风险有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
我国高碳行业的信贷获取已趋势性下降。根据 IEA 数据，我国碳排放结构趋于集中， 2018年的碳排放中有 89%来自工业和交通业，其中电力热力行业占据半壁江山（达 51.4%），比 1990 年高出 21个百分点（ 图表 10）。而在我国的贷款结构中， 工业和交通业贷款获得量占比趋于下行， 2018年这一比重为 43.4%，其中电热水行业总计占比仅为 7.2%（ 图表11）。
高碳行业高杠杆运行的特征容易在低碳转型过程中带来金融风险。碳排放占比最大、并持续上升的电力行业首当其冲。电力行业具有重资产属性，资产负债率较高。根据 Wind 数据， 2019年，我国上市火电企业的总负债为 16310亿元，资产负债率达到 65.1%，虽已较 2012年下降超过 10个百分点，但仍处于较高水平。截至 2019年末， 火电企业流动负债占总负债比重为 56.1%，流动比率 0.58倍， 显著低于 2 倍的一般标准， 存在一定短期流动性风险（ 图表 12）。
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电力所在一级行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资产负债率为 63.9%，仅次于金融业（ 91%）、房地产业（ 76.5%）、建筑业（ 73.4%）以及住宿和餐饮业（ 64.2%）， 属于较高杠杆运营的行业 。
彭博新能源估计， 随着新能源技术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综合成本不断降低， 2030 年我国太阳能和风电等清洁型替代性能源的综合发电成本要比煤电发电成本低一半。再叠加监管部门可能提高棕色资产的风险权重，从而提高高碳企业的融资成本，高碳企业面临财务状况恶化、 违约率提高的风险。
2020 年我国主要煤电企业的年度违约概率低于 3%。但根据马骏和孙天印（ 2020） 1测算，在 2℃情景要求下，由于需求下降、新能源发电成本持续下降带来的价格竞争加剧、融资成本上升，到 2030年我国主要煤电企业违约概率将上升到 24%左右。若事实如此，将对我国金融体系的资产质量和稳定性构成威胁。
需要指出的是， 关于能源转型风险会在多大程度上引致金融风险，目前多数机构的研究仅停留在定性讨论或主观性较强的量化测算上，需要更为精准的定量分析才能进一步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