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的省级煤炭生产数据显示：我国的煤炭产量/产能有向内蒙古/山西/新疆等地进一步集中的趋势（Lin Jiang et al. 2025）。高强度的煤炭使用，使得长期的开采与发展可持续性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本文辨析几个转型方面的关键方面，希望引发更多的思考。

1. 专业化效率不是原罪，不应因宏观目标而否定微观优势

目前关于煤炭地区的转型，社会舆论中频繁出现一种误解：既然“双碳”目标是全国性战略，那山西、内蒙古等资源富集区必须“带头退出”。这种把宏观目标压向微观单位的思维，忽略了专业分工与比较优势。

事实上，山西多个地市、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这样的资源型城市，煤炭并不是“非理性聚集”，而是长期资源禀赋、产业链积累、运输成本等因素共同塑造的结果。这种“独大”，如果不是建立在牺牲他业基础上的行政导向，就不是“结构性问题”，反而是比较优势的体现。

逻辑谬误在于：把“全国煤要少”误解为“各地煤都要少”，这就像要求所有学生都按同样速度提高成绩，无视基础差异和角色分工，结果是优等生被牵制，差等生照样吃力不讨好。结构调整的核心，应是留下效率最优者，而非平均退场。

2. “层层摊派”思维削弱了转型效率，也违背了市场竞争逻辑

近年来的转型政策出现“平摊责任”倾向，表面上公平，实则效率低下。这种思路违背了“边际治理成本最小化”原则，把环保责任一刀切式推给地方政府和企业，结果往往是：高效企业被打压，低效企业侥幸过关。

山西一些市县在政策压力下，不得不人为压减产能，甚至将技术领先的现代化矿井列入“腾退名单”。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摊派转型，常常伴随政绩导向，导致政策“考核逻辑”凌驾于“经济理性”之上。比如：山西阳泉近年来虽然在新能源、文旅等方面积极探索，但在总体投资吸引力、就业创造能力方面，仍难替代煤炭体系的核心作用。

3. 电力“再管制化”趋势，让煤炭系统逐渐背负不可承受之重

近年来，电力体制改革呈现出“再管制化”趋势：以“市场化”名义强化行政干预，以“稳定预期”为由实施大比例中长期合约锁价，以电网调度为抓手限制参与者。这种表面多元、实则刚性的制度组合，在煤炭价格波动背景下暴露出重大制度风险。

最大的问题是：只要现货电价上涨，整个体系就面临瘫痪。其背后的逻辑链如下：

第一步：高比例中长期锁价。电厂被要求将80%以上电量签入中长期合约，价格稳定但普遍偏低，本意是保障用户侧负担可控。

第二步：煤价若上涨，电厂立即陷入亏损。因为电价被锁死，而煤价受全球市场或国内供需影响上涨，成本无法转嫁。

第三步：发改委价格机制“失效”。一旦电厂普遍亏损，调价空间受限，调价节奏滞后，原有定价体系失灵。

第四步：电网调度“挑厂”发电无法实行。目前的所谓直调机组、非市场化机组都将有充分的动力不被“挑选”，挑战现有秩序。

第五步：电厂退出意愿增强。被剔除市场的电厂既不能卖电、又不能盈利，自然“不愿干了”，甚至选择停运或推迟检修复工。

第六步：系统灵活性和安全性下降。尤其在高峰或极端天气期间，备用能力不足，调度空间被削弱，风险陡增。

这形成脆弱结构：表面平稳，实则只要一个变量——煤价或轻轻触动，全链条就会迅速失衡。

因此，一个脆弱的均衡是：整个“稳定机制”是建立在煤炭行业的单方面牺牲之上——煤炭价格上涨有限制，下跌却无底线。

4. “绿色区间”调控模糊不清，难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预期

从2016年起实施的煤炭“绿色区间”政策，至今未形成明确的价格浮动机制。也未公布是否与CPI挂钩。这种不确定性，极大压制了煤炭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长期规划能力。

首先，即使每年CPI仅上升1%，十年累计物价涨幅也超过15%。而对于煤炭行业而言，人工成本、设备维护、环保投入、安全技术等多个环节的成本上升速度往往更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绿色区间”仍锚定于早年的静态水平，而不作任何指数修正或弹性更新，实际上就意味着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甚至出现“多产多亏”现象。

其次，这种价格调控的不确定性，使得地方政府也无法建立稳定的政策预期。例如，在山西、内蒙古等地，一些地区年初制定增产计划，但年中却因价格过被要求限产。煤价下行时，又触发兜底保供，加剧了政策的摇摆不定。

也正因此，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发布课题招标，提出“改革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研究方向，可谓正当其时。这项课题明确指出，要围绕煤炭价格政策执行效果进行系统评估，研究现行机制存在的关键问题，并提出具体完善建议。这不仅是一个学术课题，更是一种制度信号：煤炭作为能源体系的支柱，其价格机制不能长期处于“模糊干预”与“技术静态”的状态。只有通过公开、透明、动态的调控规则，才能恢复行业信心，支撑能源转型下的供给侧稳定性。

5. 从边际逻辑看，资源富集区不应“率先退出”，而是“优先保留”

从政策叙事层面看，煤炭减量常被简化为主产区也必须同步削减，这种逻辑值得重新推敲。

一个重要的理论判断是：在总量下降的情形下，具备竞争力的地区反而可能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乃至更大的绝对产量。这并不矛盾。比如，未来若全国煤炭降至20亿吨，优先退出的应是高成本、低效率的边缘产区。

从产业演化的经验来看，结构性压缩往往伴随资源重组。就像石油在全球能源占比下降，但沙特等低成本供应国的份额却在上升。同理，在中国能源转型过程中，煤炭总量固然下降，但资源禀赋好的地区，其绝对产量未必同步下降，甚至相对份额可能上升。这是专业化分工的自然结果。

更关键的是，这种“集中式保留”也是系统效率的要求。若以全国最低边际成本配置为目标，就必须在资源富集区留下必要的核心供给能力。这些地区未必要扩张产能，但要成为“最后留下、最后压缩、最少干预”的供给底线。

在当前国际竞争格局下，中国的煤炭也面临澳大利亚、印尼等外部替代风险。如果国内高效率主产区被人为限制，反而会被进口替代，造成系统性成本外溢。这种非理性退出，不仅不“绿”，还不“稳”。

因此，转型不能简化为“谁先退出谁先进”，而应转向“谁能留下谁更强韧”。资源富集区的角色，不应是排头兵，而应是压舱石、回旋带与缓冲阀。

结语：避免结构转型“话语陷阱”，坚持系统效益优先

煤炭地区的转型不该被概括为“绿色义务”，而应被视为“系统资产重构”。山西、内蒙古如果能够在专业化、低碳化、数字化方面持续进步，可成为“最后的煤炭供应者”。

我们需要防止一种话语陷阱：将少数成功案例推广为普遍路径，将“应然目标”误导为“现实现状”，将“退出”误判为“进步”。真正有效的转型，不是削弱原有优势，而是让专业效率，在新体系中找到新的定位。

转型不是替代，不是绝对缩减，而是重构。在这个过程中，资源富集地区的逻辑，不该被误解成“结构落后区”，更应被理解为“系统安全区”和“竞争力缓冲区”。在当前阶段，面临很多资源富集地区人口净流出的现实，将资源型地区转型目标定位于高端服务（自动驾驶）或尖端技术产业（数据中心），不仅缺乏现实基础，也容易脱离区域发展规律。它们完全不需要，也不应该现在就开始产业转型，更别提说不清道不明的社会转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