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动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关键技术的发展，中国能源研究会与自然资源保护协会 （NRDC）日前共同推出“新型电力系统沙龙”系列活动，邀请业内资深专家分享观点、对话交流。活动聚焦新能源的大规模高比例开发利用，由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政策研究中心组织承办。
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林卫斌认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本质是实现新能源对传统能源的逐步替代。2030年前主要做增量上的替代，2030年后是存量的替代，预计2040年新能源发电量超过煤电，成为第一大主体电源，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在面向2060年新能源发电量超过60%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可行的技术路径、社会经济效益等问题，尤其是风电与光伏的发展路径，风光等新能源与传统煤电配CCS的技术选择等。
国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研究所所长李琼慧认为，目前国际形势、国内环境和气候条件等都在发生变化，新能源的大规模高比例发展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把握转型节奏，统筹考虑“能源安全性、可持续性、经济可承受性”三要素来构建更系统、更稳妥的发展路径。研究表明，2021-2030年，新能源开发采用“优化开发时序”相比“无序开发”模式，电力供应成本上升幅度可降低约1.6个百分点。应协调考虑新能源的消纳和保供问题，应考虑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与区域环境承载力的冲突，应通过市场机制来保证新能源的竞争力，应构建电力供应安全评估监测机制，应针对高比例新能源特点配置备用资源。李琼慧表示：“未来高比例新能源电力系统中，储能与需求侧资源将逐步成为平衡备用的主力来源，传统电源不具备比较优势。”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清洁能源研究院副院长饶建业提出，应在宏观的新型能源体系下，探索新能源的高比例发展路径。不同于欧美国家在达到基本饱和用电量情形下去发展新能源和实现转型，我国是在电力需求刚性高速增长的情形下去发展新能源，能源系统面临巨大的挑战。首先，应尽可能发挥新能源的系统作用，2021年我国新能源装机占比27%，但发电量占比12%、参与电力平衡占比2%。可见虽然新能源装机占比显著提升，对电力系统的支撑能力不足，对电力保供的贡献度较小。其次，随着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的发展，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合理的新能源利用率。过高的新能源利用率会导致系统附加成本的快速上升，应该找到一个技术经济最优的平衡点。最后，新能源发展需要有法制上的保障，应充分根据新能源带来的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特点，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运行提供法制保障。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综合能源部主任工程师李少彦认为，发展新能源是实现能源本质安全的主要选择。我国将新能源转化为稳定电力供应的技术体系尚未形成，在发展空间、并网送出、安全运行、高效消纳、经济性等方面存在诸多挑战。在发展空间方面，由于能量密度低，新能源发展高度依赖土地，相比较于百万千瓦火电厂用地约800亩，同规模的光伏电站占地2.5-3万亩、风电场用地2000亩（外包络线15万亩）。新能源发展面临的土地约束开始显现，为此首先在国土空间规划中预留出新能源发展空间，同时探索开发场地融合、多样化场景的发展模式，因为确定合理的新能源利用率指标很关键。以某省区为例的分析显示，将其新能源利用率控制指标从100%降低到94%，新能源装机容量可翻一番。因此，考虑一定的新能源弃电率，可降低电力系统灵活性建设、电网扩容等投资成本，同时提高新能源装机规模和投资收益。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清洁电力高级顾问王万兴认为，新能源高比例发展需要兼顾成本和效率，保持合理的消纳是可行的选择。随着新能源比例的提高，原来的市场设计和市场规则已经遇到非常大的挑战。为适应新的形势和挑战，一些国家开始重新思考未来市场机制建设的方向。我国应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和吸收教训，结合国内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建设方面的特点，建设出适合我国新能源高比例发展的电力市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