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能源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煤电装机历史性降至50%以下，清洁电力装机首次超过50%。这一降一增，说明我国电源结构实现了优化，能源转型转出了实效。
煤电在我国电力装机中比重大，碳排放又占整个电力行业的“大头”，在减碳压力下，煤电减量降速是大势所趋。有人认为，减碳任务当前，煤电装机规模不应止步于“50%以下”，应尽早尽快加速踩刹车，主动为碳达峰和碳中和做贡献，所以发展和继续布局煤电，就是拖能源转型的后腿。
“弃煤”在国际上已有先例，但我国有自身的国情。2019年，德国煤电装机容量一共有4000多万千瓦，不足我国煤电装机的4%。换言之，我国煤电退出规模远远大于世界其他国家，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短期踩刹车甚至大刀大砍，风险也更大。
众所周知，煤电是我国电力系统安全运行的“压舱石”，其大举退出，无异于干“重活、累活”的撂了挑子，由此导致大体量的基荷电源和调峰电源空缺，谁能替换或者“接棒”？有人说，要保证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电力系统安全、可靠运行，没了煤电，还有气电和核电。可问题是，以我国的能源资源禀赋和能源发展现状，大规模发展核电和气电，成本、经济性、包括系统安全风险该怎么考量和核算？不管哪个国家，电力稳定供应和系统安全运行是电力工业的首要职责， “扛”得起退煤成本和终端降电价成本，煤电提前“退休”并非难事，但目前在我国，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
理性地看，煤电不是绝对不能退，电力行业碳达峰也不是无法完成，只是这个过程要稳妥，不能伤及能源发展的根本。
近几年，煤电行业日子确实不好过，一边面临燃料价格上涨、利用小时数下降、电价随市场交易下滑，亏损破产者甚多；一边要承受环保压力，从“十二五”时期的脱硫脱硝到近些年的超低排放，再到眼下的碳减排，要求越来越严，改造升级空间越来越小。而在全社会加快实施脱碳的背景下，各地以及不同行业按下了绿色转型的“加速键”，陆续宣布要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尤其传统发电企业，目标更具体，时间更明晰，行业内不乏控煤电、减煤电和去煤电之声。
但是，煤电碳减排，不是简单的数学题，也不是此消彼长计算碳排放总量的数字问题，它是个系统课题。
有电力行业专家坦言，由于可再生能源间歇、随机等运行特性，未来煤电利用小时数将大幅下降，装机容量适度增加并不意味着会产生比现在更多的碳排放量，所以“去煤”和“去煤电装机”不能划等号。同时，存量机组如果加强改造，提高了健康程度，就可以为可再生能源提供快速爬坡和容量备用服务。
本质上说，碳达峰、碳中和是国家战略和向国际社会的承诺，要顺利实现，需要统筹“一盘棋”，局部服务于整体，从关键技术入手，循序渐进调整电力结构。从这个角度上看，煤电是能源革命的参加者，而不是“被革命的对象”，煤电如何发展，需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