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周恩来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12月23日，二机部制定出原子能事业八年规划纲要，提出“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的奋斗目标。
苏联毁约和我们的对策
1959年6月初，宋任穷部长正准备组团去苏联谈判要苏方提早供给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6月20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就来了。大意是：他们正在日内瓦同西方国家进行部分禁止核试验的谈判，暂缓向中国提交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两年以后看局势发展再说。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二机部党组多次分析研究，并向聂荣臻副总理写了报告，提出了对苏联来信的看法和相应的对策建议。当时，中共中央正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聂荣臻要宋任穷和刘杰7月14日上山去汇报。聂荣臻听了汇报后，表示赞同二机部党组的看法和建议，至于是否复信，怎么复法，需请示周总理。
后来周总理同宋任穷说，中央研究过了，我们不理他们那一套。他们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由此可见，中央的决心是明确而坚定的。
宋任穷和刘杰回到北京后，立即向部党组传达中央指示精神，部党组研究并组织力量制订了《原子能事业八年规划纲要》，于当年12月定稿上报中央。这个“纲要”提出的目标是“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即在新形势下，争取用三年时间（到1962年）突破技术；用五年时间（到1964年）制成原子弹，进行爆炸试验；到第八年（1967年）装备部队，并有一定数量的储备。显然，这个目标比中央提出“准备用八年时间（到1967年）搞出原子弹”的要求，提前了三年。
八年规划任务是艰巨的，时间是紧迫的。部党组在提出规划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主要有：
1.调整工程部署，把在建设工程分为一线（铀生产线）、二线（钚生产线），缩短战线，突出重点，把兰州铀浓缩厂建设列为重中之重，突击抢建。
2.加强核武器研制的科技力量，先后调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到核武器研究所担任科技领导工作，并呈请中央从科学院、一机部、教育部、冶金部、地质部、中央军委等6个单位，抽调了106名科技骨干。
3.动员科技人员加紧向苏联专家学习，用“挤牛奶”精神把专家的技术和经验学到手。
4.加快专用设备的研制步伐。一系列措施对于1960年苏联彻底毁约撤走全部专家后，我国核工业建设走上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