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龙坝没有龙，但是这个听起来颇显雄性的地名却由此在史料上代代流传。喜欢游历的徐霞客也没有放过石龙坝，1638年徐霞客沿滇池下游河道螳螂川且行且吟，用文字记下水的腾挪姿态后继续北去：“峡中螳川之水涌过一层，复腾跃一层，半里之间，连坠五六级，此石龙坝也。”

 

　　这一年的昆明四月依然花红柳绿，离辛亥革命已经过去半年的昆明街头冷冷清清，市民习惯了相安无事的日子，他们甚至于都不关心正在滇池下游那条有一个怪名的螳螂川畔在建的水电站是怎么回事。但是某一天的街上却突然热闹了起来，锣鼓敲得震天响，鞭炮把人的耳膜也炸裂了。一列百余人的队伍举着布标彩旗宣称他们是商办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的人，为首的那位名叫左益轩的则是他们公司的总经理。左益轩不厌其烦地告诉市民，螳螂川畔的石龙坝水力发电站已经在4月12日那天竣工了，34公里长的23千伏高压输电线已将电流输送到昆明小西门水塘子的转电机房。但是市民对左益轩满腔热情所说的每句话都似懂非懂。石龙坝水电站发电跟我们有关系吗？电灯有油灯煤气灯方便省钱吗？

 

　　走上昆明街头卖电的左益轩相信是中国电力史上最早的电力营销者。从石龙坝水电站两台240千瓦机组送出的电力可供3000余盏电灯照明，但一开始昆明人似乎并不领情。最先装上电灯的市民，熄灯时经常忘记使用开关而习惯用嘴去吹灭电灯，他们由此感觉电灯的使用不如油灯来得省事省力。有关昆明人包括更多的中国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阻止电灯进入他们的生活，一本德国的《西门子杂志》在1927年1月出版的第七卷第一期上有一篇文章说得比较客观，在这篇题为《云南府，中国第一个水电站》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后来被广泛运用：“在中国这个大国的内地，虽然有着为发展工业所必需的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四亿多的人口，可是一般中国人比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守旧，墨守于祖辈的东西。因此很难接受新的能改善他们从祖辈以来就习惯了的简朴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在这个国家远离世界贸易潮流和西方文化隔绝的偏僻内地，也有那么一些卓越的知识分子和开拓者，他们将西方技术成就引进到自己的土地上。这些少数的勇敢者，却是对公众中的反对意见和偏见打开了一个缺口。”

 

　　事实上，真正开启中国水力发电之门的那个人名叫王炽。在云南素有“钱王”之称的晚清巨商王炽在英国《泰晤士报》评选的十九世纪十年代世界首富中排名第四，谁也不知道王炽究竟有多少钱。有一个事实是他创设的“同庆丰”商号在鼎盛时期曾一度左右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场，就连李鸿章也不得不感叹：“犹如清廷之国库也”。王炽以德经商且富而不奢，以其诚信赢得同行的尊重。王炽为后人所敬仰还在于他面对民族和国家有难时能挺身而出。

 

　　1883年法国出兵犯境时云南巡抚岑毓英督师出关救援，但所需军饷巨大，当时惟有王炽一人借垫六十万两巨款作饷银。曾受法国人支配的滇越铁路路权因为王炽回到了中国人手里。云南作为铜与锡矿业大省也在王炽出资与官府一起开始了最初的筹办。至于那个在面对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而仓皇出逃的慈禧如果没有王炽开设在全国各地的“同庆丰”分行全力资助，恐怕下场会更加狼狈。

 

　　王炽富敌半个云南但时刻不忘家乡父老冷暖。所以在石龙坝水电站建成后，云南人也依旧要将这项义举安在他的身上。石龙坝水电站投产那年离王炽去世已经九年。在王炽去世六年后的1909年，由王炽儿子王筱斋出巨资并出面组建的“商办耀龙电灯股份公司”成立，石龙坝水电站建设也由此启动。担任云南商会总理的王筱斋子承父业，在石龙坝水电站建设一事上为其父也为自己在中国水电史上留下了一份无价的物质与精神遗产，后来石龙坝水电站成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就证明了这一点。石龙坝水电站的水轮机作为中国水电建设的象征已经运转了一百多年，这是一段值得尊敬的时间长度，它用水能提供的电力最先照亮了滇池的上空，并且成为高悬在中国电力历史长河中的一盏灯，光芒四射。

 

　　众所周知，水电站拦河或拦江筑坝，兼具治水、发电与航运功能。就石龙坝与稍后屈指可数的水电站建设而言，更重要的目的首选是发电，只有在进入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流域治理时代，水电站的多重价值与功能才得以真正实现。然而在中国水利史上，最先治理江河的目的却非发电而是治水。可以说中国人对江河的认识与治理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而这个辩证过程从我国古代的治河防洪工程技术中就可见一斑，古人从“障洪水”到“疏九河”，又从“疏九河”到“筑堤防洪”的治水方式经过实践的检验延续至今。传说中的大禹就是中国治水的先驱。

 

　　都江堰的重要工程是凿开玉垒山以宝瓶口引水入灌，再筑一道飞沙堰则将岷江水通过鱼嘴到达玉垒山前分流。从都江堰分水口鱼嘴眺望，眼见岷江从高山峡谷间苍茫而来，到达鱼嘴，岷江驯顺地一分为二，江水引入连接宝瓶口的内江河道，浩浩荡荡地向引水口汹涌奔去。外江则是一座雄伟的水闸，当水量超过警戒线时就开闸放水，让洪水从溢洪道分流至外江，以减轻内江的压力。而内江水则源源不断地流向广袤的成都平原，灌溉着万顷良田，延续着“天府之国”的美名。无数修筑都江堰的堰工名字随着滔滔江水流进了成都平原，当时光过去了两千多年，人们来到都江堰，来看堰工们留下的艺术，但无论是宫殿还是楼阁抑或是东西两岸，都不见他们的一丝痕迹，堰工们的灵魂已经筑进都江堰的每一块砖石，为他们的郡守李冰光耀千秋。

 

　　石龙坝水电站的设计与建设者们从大禹治水和都江堰那儿得到启示，利用滇池水能建起了中国大陆第一座水电站。然而主持工程建设的左益轩自从昆明德国礼和洋行订购了德国西门子电器公司的水电机组那一刻起，心里就一直忐忑不安。这毕竟是第一次建造水电站，左益轩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左益轩最终决定从德国聘请专家协助石龙坝电站的建设，当左益轩带着来自德国的水机工程师毛士地亚和电机工程师麦华德骑马到达石龙坝时，中国电力建设最早的中外合作或许就略显雏形了。但是左益轩后来却因遭诬告而丢了官职，事情的起因与用电有关。昆明万钟街的用户因为缺乏用电常识而发生火灾，二十六间民房在大火中化为灰烬。那是1917年的春节，有人需要为这次火灾承担责任，左益轩的黯然去职就变得不可挽回。

 

　　水能资源的利用终于在石龙坝后开始了虽蹒跚但不屈不挠的起步。在石龙坝水电站的水轮机孤独地转动了十三年后，一位曾受聘于德国西门子电工厂的设计工程师税西恒回到了他的家乡四川泸县。他主持建设的泸县济和水电厂和石龙坝一样引进了德国西门子的机组，它的容量尽管不及石龙坝，只有140千瓦，却是中国自行设计施工的第一座小水电。作为全川首座水电站，1925年建成投产的济和水电厂虽然与石龙坝相比稍晚一步，但开了水资源大省水电的先河，为处于萌芽期的中国水电起到了示范作用。作为中国早期自己的水电专家，税西恒在完成济和水电厂建设后先后去了乌江、龙溪河、大渡河、岷江、长寿狮子滩、贵州二郎滩等地，他勘测过的这些水电资源实际上在并不久远的将来就得到了陆续开发与利用。与云南巨商王炽不同，税西恒是以自己的专业，依靠自己的大脑和双脚构筑“实业救国”的理想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