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2017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实施的煤炭项目、工程建设投资就近50亿美元。
上述数据来自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等多部门联合完成的《中国高耗能行业“一带一路”绿色产能合作发展报告》（下称《报告》）。《报告》称，“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煤炭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巨大机遇。在我国大力化解煤炭过剩产能、严控煤电过剩产能的背景下，煤炭行业应如何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继续扩大“走出去”步伐？
资源开发仍是主要方式
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煤炭企业主要通过海外资源投资开发、技术装备输出、资源勘探国际合作、承包工程及劳务输出等方式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粗略统计，煤炭资源开发在所有项目中所占比重最大，接近40%，其次是技术装备输出类项目，占比超过两成。
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为煤炭企业“走出去”带来巨大空间。资料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及相关国家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经济上升期，基础建设、电力缺口巨大，煤炭需求旺盛。
而煤炭资源开发或仍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煤企“走出去”的重要方式。《报告》建议，基于多方面因素考虑，2018年及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煤炭企业可以通过购买煤炭资源、获取煤炭勘探权或开采权等方式加强与发达国家煤炭开发力度，从而获取稀缺煤种资源。
另有业内人士指出，在获取海外资源的同时，我国煤企应主动参与全球煤炭市场贸易的分工体系，逐步扩大世界煤炭市场份额。同时，可以通过发展绿色煤电等下游产业，在当地发展煤炭绿色清洁加工利用产业等方式，带动当地上游煤炭产业发展，促进绿色贸易、绿色供应链、环境保护产品与服务等相关合作。此外，也需结合我国煤炭装备制造优势和煤电技术优势，向沿线及相关国家输出成熟、先进的工程服务、采掘装备和煤电技术，实现从产品输出到人力、装备和技术输出，提升中国煤炭装备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逐步形成工程服务与装备技术的品牌优势。
环境风险成重要影响因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高耗能行业，煤炭产业对环境的污染是绕不开的问题。业内人士认为，环境风险不仅影响煤炭海外项目的实施和收益，甚至有可能加大投资风险。
那么，如何将煤炭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环境风险降至最低？或许还应从提升自身素质做起。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表示，目前，我国正推动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即上市公司中的重点排放企业要披露其包括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用水用能在内的主要排放指标。到今年年底，将实行半强制措施，即企业可以披露上述指标，也可以不披露，但如果不披露，必须说明不披露的原因；而到2020年，所有上市企业必须强制性披露上述指标。
马骏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资本市场真正识别哪些企业是绿色的，哪些企业是非绿色的，从而更有效地把资源配置到绿色企业和产业中，也可倒逼高耗能行业提升自身的“绿色”含量。
“必须注意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绝不是输出我们的高污染高耗能产能，‘绿色’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元素。”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强调。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战略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吴立新表示，在仍需要煤炭作为重要能源支撑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择不同的开发利用方式对环境影响的程度差别非常大。与传统方式开发利用相比，煤炭的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方式，能实现对生态破坏最小、对环境和健康影响最小，利用中国先进的开发利用技术和理念，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煤炭的开发利用水平提升，是实现煤炭这种传统能源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
煤制化肥最具输出优势
除了煤炭资源开发，作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要方式、煤化工是否也有借“一带一路”倡议机遇大幅走出国门的可能？
一位不愿具名的行业专家表示，事实上，国外对引进中国煤化工技术的态度要谨慎得多。原因之一是目前国际上基本还是以油为主要能源，另一方面，全球对环境问题非常关注，尤其是对二氧化碳排放格外重视。此外，在经济方面，上马一个大型煤化工项目所需要的资金少则几十亿，多则上百亿，投资数额巨大。国外大都是私营企业，因此项目资金来源成为重要制约因素之一。
而对于最有可能“走出去”的煤化工技术，该专家表示，由于煤制油、煤制气等现代煤化工在国内还处于示范和示范升级阶段，本身还未十分成熟，产能也远未过剩。因此，从综合成熟度和产能考虑，煤制甲醇和煤制化肥更适合产业输出。但甲醇更主要的是作为中间体，还要配套下游生产，而化肥在所有国家都应该会用到，所以煤化工中煤制化肥更具有输出优势。
对此，《报告》指出，我国70%的化肥项目都是煤制化肥，而国外主要是用天然气生产化肥。2016年，尽管我国化肥出口总量下降近五分之一，但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化肥量却不减反增。这一方面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化肥产品需求量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的化肥生产和装备制造技术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报告》认为，印度、泰国、菲律宾和越南都是需求较大、值得关注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