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评论》：对您来说，近年来可再生能源发展最令人激动的事实是什么?
托马斯˙卡博格：是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成本正在显著降低。在欧洲，2017年，德国竞价上网的离岸风电已经不再需要任何补贴。同样的趋势也发生在中东、拉美等地，尤其在沙特阿拉伯，在那里，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已经压缩到每千瓦1.79美分。在某些地区，理论上风能和太阳能的边际成本已经接近为零，虽然在现实中实现这一点仍有困难，但是，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经济性已经超越任何其他电力。
《能源评论》：取得这种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托马斯˙卡博格：成本的下降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政策的支持、技术的进步以及不断趋于激烈的市场竞争，等等。其中大规模产业政策的支持必不可少，这正是欧洲和中国带给我们的经验。
比如德国很早就在需求侧方面为新能源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在2000年就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确定了以固定上网电价为主的可再生能源激励政策。可以说，是德国的电力用户补贴了新能源早期较为昂贵的发展阶段。瑞典则制定了强制性的配额制度，在每年新增的电力市场规模中，规定新能源发电所占的比重。
此外，像我们普遍了解到的，中国的扶持政策主要表现在供给侧，通过气候、能源和工业等政策刺激了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在这些政策的扶持下，中国的光伏组件生产规模发生了成倍的增长，而成本的下降速度则比预期中更快。
《能源评论》：政策扶持是新能源发展的必经之路吗?
托马斯˙卡博格：是的。这在新能源和化石能源的博弈过程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以德国为例，在光照条件较好的天气中，光伏发电能满足该国50%的电力需求，但尽管如此，从全年用电量来看，仍有超过一半的电力供应来自煤炭和天然气。随着化石能源价格的波动，对新能源的需求仍然处于一种较不稳定的状态，需要政策的干预和介入。
政策制定者总是想等到低碳的手段更具经济性的时候，才开始为碳排放征税，但人们通常都意识不到一个问题，即成本的下降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这种成本就是政策成本和税收成本。
《能源评论》：那随着新能源发电成本的不断降低，您认为政策支撑的阶段结束了吗?下一步新能源发展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托马斯˙卡博格：是的，随着成本的下降，政策大规模支撑新能源发展的阶段可以告一段落了，未来需要提升对于能效的重视。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的不断下降甚至接近为零，很多人认为传统的能效观念可以被忽视，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随着光伏技术的发展，光转化为电的效率在不断上升，但与此同时，LED的技术也在迅猛发展，因此也正有越来越的电转化为光，不断增加着电力的消耗，有时候这种电力消耗之大，甚至不能补偿新能源电力的增量，所以也在不断影响着总体的经济效率。
此外，在面临风电和光电的波动性时，传统的能效解决方案在降低系统损耗方面，也能提供一条较为经济的途径。尤其随着电气化水平的不断提升，能效的可控性和控制的精确性都在同步提升，这也为我们更好的运用能效管理手段提供了帮助。
统一和妥协必不可少
《能源评论》：新能源成本的降低，对电网互联意味着什么?
托马斯˙卡博格：成本的降低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开发可再生能源成为可能。在未来几年，可再生能源的加速增长将为解决许多与能源相关的世界资源和环境问题作出贡献，进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对于电网互联来说，通过利用低损耗、低成本的高压传输技术，可以将一些地区富余的可再生能源输送到其他地方，实现全球电网互联。这有助于帮助世界以低成本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保障能源供应。
《能源评论》：但从技术层面来看，风能、太阳能电力的生产较不稳定，且大规模并网容易引起电网的波动，我们知道，特高压技术的发展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而应运而生的。那么除了特高压技术之外，您认为还有那些手段可以帮助解决清洁能源电力的消纳问题?
托马斯˙卡博格：从瑞典的经验来看，不稳定性并不是可再生能源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通过严密的天气情况预测，可以实现风电的可预期性。而抵消风电波动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一个实时的、可以交易的电力市场，通过竞价上网，成本最低的公司可以获得用户的青睐。可以说，在整个欧洲，电网的稳定都是依靠这种电力实时交易来完成的。因为统一的市场可以把各国的能力都充分利用起来，同时给了消费者更多的选择。而可再生能源发电随着成本的不断下降，也将获得更多的青睐。
《能源评论》：这一点可能与欧洲本身具有的电力互联水平有关。根据GEI最新发布的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指数显示，在电力互联方面，目前排名靠前的主要是欧洲国家。但是，当电力交易扩展到发展水平不一的国家和地区时，您认为会遇到哪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托马斯˙卡博格：一个统一的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统一的市场可以充分利用各国的发电能力，瑞典拥有一个电力的现货市场，成本和价格最低的发电厂商可以通过竞价上网，从整体运营方面这个市场是非常好的。而理想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依据时间和地点波动的电价制度，来反应发电和输电的成本，包括环境成本。
但是一个适当的价格机制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市场上都是很难建立的，妥协和多样的政策工具必不可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