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切尔诺贝利周围的隔离区。

树木在荒废的房屋旁茂密生长。

自从切尔诺贝利变成核灾难的代名词开始，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了。

1986年4月26号凌晨，一项本想检测核反应堆安全性的实验出了差错，造成辐射大量泄漏。在几周之内，方圆30公里的隔离区内的数十万人被疏散一空。从那时起，这一区域便一直鲜有人迹。

但这里也并不是毫无生机。如果你到今天的隔离区来看一看(有一些大胆的游客已经这么做了)，你会发现这里的野生动物们倒是活得繁荣兴旺。但问题是，这是否意味着，即使是严重如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自然环境也能应对自如呢?

当地原本有一片面积约为四、五平方公里的森林，但许多针叶树在事故后都死亡了。这些死掉的树木变成了锈红色，使这片地区有了一个新名字：红森林。

野猪在切尔诺贝利周围十分常见。

该地区还出现了棕熊的身影。

“事故发生后的头一年，在污染最严重的地区，许多土壤无脊椎动物都纷纷死亡，小型哺乳动物的数量也出现了骤减。”英国兰卡斯特生态与水文中心的尼克?贝瑞斯福德(Nick Beresford)说道。

但据英国朴茨茅斯大学的吉姆?史密斯(Jim Smith)表示，在事故发生几个月之后，隔离区内大部分地区的辐射水平便大大下降。利用人类离去的大好机会，野生动物的数量开始出现了反弹。

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种现象是怎么发生的?何时发生的?这些问题的答案目前仍不清楚。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时，美苏仍处在冷战时期，只有苏联科学家才可以进入切尔诺贝利地区。“在事故发生后，他们关注的重点是辐射对人体的影响，以及如何减轻这些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贝瑞斯福德说道。

不过，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地科学家的确也用航拍的方式对当地的三种野生动物进行了调查：驼鹿、狍和野猪。调查显示，三种动物的数量都出现了缓慢但稳定的增长。

“通过直升机得到的数据并不精确，”史密斯指出，“他们一年才做一次调查，而且调查范围没有覆盖整片隔离区。但调查结果确实说明，在事故发生一两年之后，当地野生动物的数量有所恢复。”

罕见的普氏野马在隔离区内繁衍生息。　　

而到了90年代中期，人们发现了更加有力的证据。

一组美国和乌克兰的生态学家在当地设下陷阱，观察小型哺乳动物的反应能力。他们抓住了一些田鼠、老鼠和鼩鼱，发现无论是动物的数量还是动物的品种，在隔离区内外都差不多。换句话说，在事故发生近10年之后，当地小型哺乳动物的数量显然并没有受到辐射的不良影响。

史密斯指出，我们不应该为这些结果感到惊讶。“在过去几十年中，有大量放射生物学研究一直在试图弄清，究竟哪些因素能对动物种群数量和繁殖能力造成严重的影响。而在隔离区之内的大部分地区，辐射剂量并没有那么高，不足以造成这样的影响。”

去年，史密斯与来自白俄罗斯、英国、俄罗斯和德国的同事们一起公布了到目前为止对隔离区内哺乳动物数量最为深入的调查细节。他们在其中再一次指出，该地区如今的辐射水平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十分有限。

从2008年到2010年间，为了了解驼鹿、狼、野猪和狐狸的种群密度，他们一路追踪动物留下的足迹，总长度长达数百公里。他们发现，这些足迹的密度与白俄罗斯境内四处没有受到辐射污染的自然保护区中的足迹密度很相近。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切尔诺贝利周围的狼群数量比其它地区多得多，或许有后者的七倍之多。

图为一片冷却湖岸边留下的动物遗骸。　　

贝瑞斯福德与英国萨尔福德大学的同事迈克?伍德(Mike Wood)也公布了一些令人振奋的研究结果。

为了更好地理解暴露在辐射下会对人类和野生动物带来怎样的风险，科学家们在当地开展了一项研究项目。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贝瑞斯福德和同事在隔离区内安放了一些动作感应摄像机。他们发现有一些物种的数量显得格外多，如河狸、獾、猞猁和野牛，甚至还有一头棕熊出来露了个面。

但我们不能说切尔诺贝利地区的野生动物都是身体健康、生机勃勃的，这一点还未达成科学上的共识。

在过去的十五年间，南巴黎大学的安德斯?穆勒(Anders M?ller)和南加州大学的提摩西?莫索(Timothy Mousseau)一直在研究当地野生动物受到的影响，而他们得出的结论与上述结论截然不同。

“在我们研究的几乎所有案例中，都能看出辐射对野生动物造成的不良影响。”莫索说道，“就连当地布谷鸟的叫声都受到了影响。”

2009年，穆勒和莫索也在隔离区里开展了对动物留下痕迹数量的调查，只不过规模比史密斯及其同事的那次要小得多。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辐射水平较高的地方，动物留下的痕迹也较少。

银行田鼠可能受到了一定影响。　　

穆勒与莫索在2009年发表的另一项研究结果指出，在隔离区内辐射水平较高的地区，昆虫和蜘蛛的数量也要少一些。并且即使在隔离区内辐射水平极低的地区，昆虫的数量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不仅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研究，大多数以切尔诺贝利的研究为基础的、严谨的科学报道都显示，低剂量的辐射也会对生物的遗传效果产生显著的影响。”莫索说道。这些影响要么体现在对染色体造成的损伤上，要么体现在变异概率的增加上。

这些地区的辐射水平远低于我们认为对生物体有害的剂量，为什么会对当地动物的健康造成如此严重的影响呢?

穆勒和莫索指出，用来确定辐射安全水平的实验大部分都是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的。而在真实的世界中，动物们面临着各式各样的生态压力，这些在实验室中是无法复制的。自然环境中的动物们也许比在实验室中要脆弱，因此也更容易受到低剂量辐射的伤害。

然而，穆勒和莫索的结论没能得到他人的支持。大多数在切尔诺贝利工作过的研究人员都对他们的研究结果提出了质疑。

切尔诺贝利周围的森林已经重新焕发了生机。　　

“我对他们指出的这些影响存在非常大的疑问，”史密斯说道，“我们也在水生无脊椎动物身上进行了一些实验，但即使在污染最严重的湖泊里，我们也没发现任何这样的影响。”

穆勒和莫索受到质疑的不仅是他们的研究结果，他们的研究方法也遭受了不少批评。2002年，丹麦科学欺诈委员会指控穆勒在另外一项与切尔诺贝利无关的研究中伪造了数据，但穆勒本人并不承认这一指控。

他们的一项最新研究指出，隔离区内患白内障的银行田鼠多得不正常，并称这与当地辐射水平有关。该研究发表于2016年一月。

史密斯、贝瑞斯福德、伍德和几名同事在该论文的在线版本下面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评论，认为其中存在大量问题和科学上的缺陷。他们特别指出，作者为了后续研究将动物冷冻起来，这一做法会对动物的眼睛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看上去就像得了白内障一样。

但穆勒强烈反对这些批评意见。“冷冻不会造成任何影响，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影响。”他说道。

穆勒和莫索并不是唯一在研究低剂量辐射对生物造成的有害影响的人。2012年，一支日本的研究团队对2011年福岛核事故造成的生物学影响进行了调查。该研究结果显示，即使在低剂量辐射下，当地的浅草蓝蝴蝶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图为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的航拍图。

而作为对该研究的回应，贝瑞斯福德与英国斯特林大学的戴维?科波斯通(David Copplestone)一起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这些研究中存在一些很基本的错误和误解。

这些争论说明，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整整30年之后，人们对它造成的影响依然没有定论，并且两种看法可谓截然不同。

隔离区里的种种迹象显示，生态系统要么比我们所想的坚挺得多，要么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脆弱。似乎没有方法能同时解释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因此肯定有一方是错误的。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要想弄清该如何管理隔离区，我们必须得先知道当地野生动物将如何反应。“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得采取有效的、可行性强的管理措施。”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人们如今在切尔诺贝利周边地区展开了更多的研究。现在的重点是，研究中必须有辐射和生态学方面的专家参与进来，这样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的质量才能得到保证。

我们希望，等到下一个关键的切尔诺贝利纪念日到来时，这场事故的后遗症已经清晰明了、没有疑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