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是日本的沉痛日子，规模罕见的东日本大地震，及其引发的超级海啸与核电站事故，至今已过去整整五个年头。这场史上最重大地震之一的灾难造成近1.9万人遇难或失踪，约16万人失去家园和生计。据日本警察厅统计，迄今为止，全国15894人遇难、2561人下落不明。
“3114吨核辐射超标废弃物”——3月14日，日本媒体公布了对东日本多地的调查，发现仍有逾3000吨“3·11”福岛核事故产生的核辐射超标垃圾既未被当地政府申报、也没有被登记等待处理。更让人吃惊的是，地方政府对此的解释是：担心上报后需承担保管责任，或者“破坏地区投资吸引力”。
“3·11”大地震引发的福岛核事故，是福岛灾民五年来每一天都需要承受的痛苦：核电站所属的东京电力公司救灾不利，政府袖手不理，大量核辐射污染物仍未得到处理，癌症高发却得不到政府的承认和赔偿。与之相对的，却是安倍近年来多次品尝福岛产食品作秀，日本多个核电站陆续重启——这让灾民认为，他们的痛苦已经被遗忘。
现年41岁的福岛农民樽川和也，并非因为地震而是因核灾而痛失亲人，同样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干净的土地。作为精神损失费，事故发生那年樽川领到了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600元)，第二年领到了4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300元)。农田的辐射清理工作更是让他无奈：大型拖拉机翻了40厘米深的土，撒上沸石后再继续翻土。
“你们到底知不知道清除污染的‘除’字怎么写啊”、“光靠把沸石翻进土里怎么就算清除污染了?”樽川对农林水产省官员费尽口舌，而官员们对此的应对则是——低着头看文件。
在地震发生5年后的今天，“无家可归”的灾民还在十万以上。单单从这一个数字，就可以知道这次灾害的严重性。准确地说，不能用“无家可归”这个词，它并不能描述事实，而事实是“有家不能归”——因为这些灾民的家在核污染区，而且对于里面的大部分人来说，是永远回不去了。
根据国际核事件分级表(INES)，福岛核事故为7级——这是核灾害事件中最严重的一级。
大地震发生后，地震和海啸摧毁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应急电源系统，核电站反应堆冷却系统无法发挥作用，3个反应堆内部温度过高导致极为严重的堆芯熔化，3个反应堆发生氢气爆炸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
2012年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根据国际核事件分级表将福岛核事故定为7级，与上世纪80年代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等级相同。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报废工作量巨大，对日方来说，核污水处理、反应堆冷却、核燃料的取出转移等都是没有先例的难题，每一项工作都充满危险和不确定性。而这些工作只能依赖决策和处置能力饱受诟病的东京电力公司。
5年来，报废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进展。2011年年底，核电站所有反应堆处于冷温停止状态;2014年，4号机组内存放在乏燃料池中的燃料棒转移工作宣告完成;去年，核事故以来存储在储水罐中的高浓度核污水的净化处理已经结束。
但是，灾民仍然不能回去——放射性污染的土地高达2000平方公里(一般人被禁止进入)，这几乎和东京都的面积相同。实际上，这场地震所造成的“人员失踪”数字之所以如此之高，是因为这些地方是无人能够进入的死亡地带。
更严重的是，没有人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事故。日本方面声称，40年完成废炉工作，但是现在连已经融化了的炉芯究竟散落在了什么区域都不知道，整个废炉工作就真的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诚如，现在的事故处理工作中最紧迫的，是如何截断流经该区域的土壤、已经受到污染的地下水。如果地下水受到污染，就会无可阻挡地流入海水。如今，技术人员采取汲取的方法，将那些已被污染了的地下水放在水罐里，但水罐的容量是有限的，而地下水似乎是无尽的。于是，他们就做出一个这样的设想——在事故机组周围用管子向地下注入冷冻液，做成一个局部冻土地带，以消除地下水的流动问题。但是，直到到现在，这个项目也没有完成，同时也没有人知道这个项目完成后能否奏效。
2011年7月19日，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发表声明，称“今后10年内将花费20万亿日元(按照当时的汇率是2.5千亿美元)来处理这次核事故”。日本有关部门正式公开谈到这个数字就只有过这一次，可以推测现在肯定要花费更多的资金，而且即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全部完成废炉工作也需要40年!
这就是福岛核电站的现实。恐怖的事故使得一个更加重要的争论席卷了日本全国，那就是到底该如何看待造成这一切的元凶——核电?
尽管日本公众对核电并不信任，但安倍政府、电力公司以及很多地方政府都在推动核电重启。他们的理由是：核电可以减少碳排放，也可以让日本减少对他国的能源依赖。
对日本而言，核电早已成为最重要的能源之一。据世界核能协会的报告，这个位于东亚的海岛国家超过八成的能源都需要从国外进口，从1973年石油危机开始，核能就成为了日本能源发展战略的重头。
福岛事故发生前，日本全部50多台核电机组生产的电量占到日本总用电量的30%。事故发生后，由于核电站全部停运，核电发电量也随之降至零。
日本原子能委员会副主席铃木达治郎表示，核电站停运后，为避免电力缺口出现，日本增大了化石燃料的进口和使用。在2012年至2014年核电的“空窗期”里，日本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显然，这与日本政府制定的减排目标——2012年至2030年碳排放减少26%——背道而驰。因此，除了带动经济增长，完成减排目标也成了日本政府重启核电的重要动力。
3月9日，即福岛核泄露事故5周年纪念日到来前两天，高滨核电站4号机组被日本地方法院叫停，距离其重启运行还不足一个月。虽然这次叫停的原因并非核泄漏，只是技术上出现故障，但无疑再次将核电站置于民众的质疑目光中。
日本核电的全面重启，仍然需要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