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在举行的全国两会上，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贺禹发起，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寿君、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王炳华、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院长罗琦等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确保核电按基荷运行，推动实现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案，建议更好地发挥核电在推动实现中国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应有作用，从政策上明确核电按基本负荷方式运行，确保核电满发、多发。
贺禹表示，应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指引中国能源发展，更好地发挥核电等清洁能源在能源供给侧改革中的作用。
能源供给侧改革，发展核电势在必行
目前，在国内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和向国际社会减排承诺双重压力之下，中国能源领域供给侧改革正在提速。贺禹表示“能源供给侧改革，亟需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提高核电及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给侧中的比例，加大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非化石能源中，核电具有清洁、稳定、高效的特点，将在推动中国能源供给侧结构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贺禹分析说，“核电在生产过程中没有碳排放，没有粉尘、PM2.5等污染物排放;百万千瓦核电机组与一般同等规模燃煤电厂相比，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585万吨，环保效应非常明显。而且，除了停堆换料，核电可连续满功率运行，不受风、光、水等气候条件影响，每台百万千瓦核电机组的年发电量，相当于400万千万的风电或600万千瓦的太阳能机组发电量，其稳定高效特点突出。”
建议明确核电按基本负荷方式运行
基荷电源指的是承担电力系统日负荷曲线基底部分负荷的发电机组，长期以额定或接近额定功率运行。在用电高峰时，电网往往超负荷，此时需要投入在正常运行以外的发电机组以满足电力需求，这类发电机组即调峰机组。鉴于核电的电源特性，电网方面很少要求和安排核电厂参与调峰，核电在中国电力行业中长期扮演基荷电源角色。但在全国电力供需持续宽松情况下，不排除核电参与调峰的可能性。
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在运核电机组30台，装机2857万千瓦，在全国电力总装机规模中的占比仅1.8%，发电量占比不到3%。贺禹表示，即使如此，核电已经出现不能按基荷运行的情况，一些建成投产的机组被要求参与深度调峰，甚至长时间停机备用，造成清洁能源资产的严重浪费。2015年全国核电平均利用小时数同比下降437小时，降幅达到5.6%，相当于少发125亿度电。从目前趋势看，受电力行业整体供需变化等因素影响，如不采取相应措施，未来核电利用效率降低的情况会更加严重。
贺禹算了一笔账：核电平均利用小时数每下降1000小时，一台百万千瓦机组将少发10亿度电，按照核电发展2020年和2030年规划目标测算，届时将分别减少清洁发电580亿度和1500亿度，相当于有8台和20台核电机组全年处于完全停运状态，造成的损失巨大。
核电减载运行、参与调峰甚至停机备用，还将导致对安全和环保的不利影响及后果，代价高昂。贺禹告诉记者，这些不利影响包括：一是由于频繁、深度的功率调节，将造成堆内中子通量振荡，堆芯温度分布不均匀，降低反应性控制系统的可靠性;二是大大增加放射性废物的产生和处理量，仅废液产生量就是基荷平稳运行状态下的3～5倍;三是导致燃料燃耗不充分而产生弃料，造成浪费的同时，增加处理的难度和成本。
“在加大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规模化发展核电的同时，还需要关注和解决这些影响核电发挥作用和效益的问题。”贺禹建议，“应从政策上明确核电按基本负荷方式运行，确保核电满发、多发。”
英、美等核电国家大都把核电作为基荷运行
核电作为全球三大主力电源之一，在世界其他国家的运行方式是怎样的呢?贺禹表示，“从国际上看，英、美、韩等国电力高度市场化，且核电比重较高，他们均最大程度地保证核电带基荷运行，主要安排气电、煤电等运行方式灵活，且环保效益差的电源参与调峰”。
以美国为例，其核电占比近10%，发电量占比约20%，基本不参与调峰，发电平均利用小时数常年保持在8000小时左右。而中国去年核电发电平均利用小时数为7350小时，甚至有核电站仅5000余小时。
贺禹表示，核电由于固定投资较高而可变运行成本低，电网积极吸纳核电电力是经济的，符合电力交易成本最低化规律，有利于促进节能减排，因此核电在各国电网调度排序中均位居前列。
贺禹表示，应充分考虑核电的特点，并借鉴国外的经验，发挥核电在能源供给侧改革中的作用。他建议，应在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有关方案和细则中，明确对核电实行全额保障性收购，并且在电力调度规则中，确保核电的优先发电权地位，原则上不参与调峰运行。此外，贺禹还提出，“应落实国家核定的核电基本发电利用小时指标，超出部分的电量可参与市场化交易，或者建立补偿机制，利用超出部分的电量收益补偿其它参与调峰的电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