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6月从亚行到厦门大学任教的能源经济学家林伯强，早在2004年年初就在《经济研究》上公开发表文章，预言我国电力今年供需平衡，明年将过剩。目前，我国电力确实像预言的一样，达到了供需平衡，因“缺电”搁浅的电力体制改革又提上了日程。今后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将怎么走？近日，本网记者专访了林伯强教授。
打破垄断要有市场承接
记者：电力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市场化，在发电侧和用户侧实现市场竞争，但是四年多来，发电侧市场仅限于试点，用户侧市场无影无踪。对此，您怎么看？国家应该如何推进？
林伯强：电力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教科书上的东西，谈论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关键问题是，中国现在处于计划与市场并存的转型时期。有些国家采取快的方式，完成了经济转型，比如前苏联，而中国采取了相对慢些的渐进方式，因此中国由计划向市场转型需要一段时间。有人说，中国的电力改革不能夹在中间，要么计划，要么市场。我觉得这么看问题不合适，中国整个经济都还在转型，电力体制改革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也属于同一情形，只能夹在中间，不可能一步跳到市场。电力体制改革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很多相关改革来支撑。当前最重要的是研究中间的过渡阶段应该怎么朝前走。
记者：谈到计划，有人提出首先要打破行政垄断，您怎么看？
林伯强：行政性垄断属于计划，但现在的计划跟以前的计划已经很不一样，比较靠近市场。对一些行业，要打破行政垄断，就必须有市场来承接，市场的形成是打破垄断的前提条件之一。至少，中国先得把市场化的思路想通了，才能说打破垄断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现在还不具备条件，因为很多相应的配套改革没有到位，比如国企的改革。很多国企一心一意想做大，虽然也顾及收益问题，但因为都是国家的资金，投资时就不像私营那样特别精打细算。例如，虽然能够预见电力过剩，但国企还是想上一大批项目，这种情况就必须有行政抑制。
记者：这就是您提过的国企“以大为先”吧？
林伯强：对。对于电力行业来说，如果国营的份额比较小些，比如占60%，那么国营想做大，私营不想做大，市场就达到一个比较均衡的状态。
电力属于基础设施，有其特殊性，其需求也可以有不同解释。比如内蒙古的电很便宜，想送电到河北，但河北不一定想要，因为河北还有当地发电企业。因为电力行业资金基本都是国家的，所以投资都比较乐观，每个可研报告出来，都说有市场。
企业想做大，地方政府支持，国有银行也配合，即使过剩了，电力项目还是很受欢迎。这种情况下，中国行政管理能放开吗？如果电力行业60%为国有资产，40%为民营和外资，就可以打破行政垄断，因为占40%的那部分民营和外资投资会非常谨慎，同时，国企和私企之间可以形成比较。打破行政垄断是好事，但目前还做不到，因为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和市场主体，没有价格信号。
记者：那么如何造就民营资本和外资进入的环境？
林伯强：第一，应该好好思考近一轮电力大投资为什么不能吸引外资和民营，甚至有外资变现。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进行仔细调查，对变现的外资企业以及曾经想进入而没有进入的民营和外资企业进行调查。弄清楚为什么民营和外资没有进入，就知道怎样吸引民营和外资了。
第二，调整政策。关于吸引民营资本和外资，在政府方面，我觉得比较极端的做法是限制国有企业投资，比较温和的做法是鼓励国企跟私企合资。当然还有其他方式，比如上市和转卖。上市如果还是国有资本绝对控股，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国有资本控股的决策还是按国有资本方式进行。把国有资产卖给私营企业，要确保有一种机制，不能让国有资产流失。
目前，政府控制电价，包括上网电价和终端电价，造成电力行业收益率低。同时，电价改革方向不明，导致商业风险很大。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有着巨大的电力需求，若民营和外资不能进入，就只好由国有资本来承担，一切风险最终都由国家买单。“国企一家独大”是电力行业许多问题的根源，但这个问题很难解决，除非政府有意识限制国企投资或鼓励国企与私企合作。
尽快设立电价区间
记者：如果民营和外资进入电力行业，就牵涉到收益问题，而收益跟电价直接相关。您在亚行工作期间，曾和国家电监会共同完成电价改革的课题研究，那么，您对电价改革有何建议？
林伯强：中国夹在市场和计划中间，就应该有“中间”的做法。我建议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快竞价上网，形成发电侧市场。目前，电力已经过剩，竞价条件已经具备。
当然，发电侧竞价不能解决电价问题，终端电价也需要尽快启动改革。尽管国家目前不可能完全放开终端电价，但至少可以不再批电价，而是根据省、区特点，设定电价区间。按理，设定上限就可以了，只要不超过上限，电价越低，越利于消费者，但在中国还必须设定下限，因为全部是国有资本，要防止国有电力企业恶性竞争，导致资源浪费。
公众的支持对电力改革非常重要。如果电价只涨不降，改不改公众都无所谓，因为老百姓没有看到电力改革的好处。如果能设定电价区间，让终端电价和上网电价联动起来，电力过剩时，电价可能往下调，老百姓就会感觉电力改革是有效的，才会支持电价改革。
记者：电网是自然垄断的，电网公司会不会只选择电价区间的上限？这跟固定电价就没有区别了，是否有可行办法解决？
林伯强：办法就是制定合理的输配电价。这样可以使终端电价跟着上网电价上下浮动。其实，即使不设置电价区间，也应该制定输配电价。没有固定的输配电价，电网收益率低，电网公司就无法大规模融资，除非从财政部或国有银行融资。
目前，电力投资的链条上，电厂、电网、银行都是国家的。电力的非理性投资，跟这个链条有关系，因为如果最后不行了，国家就涨电价，这是国营高度集中的弊端。如果电厂是私营的，就不会出现电力大过剩；如果银行是私营的，也不会出现电力大过剩，因为银行投资就很谨慎了。只要其中一个环节私营化，近期的电力非理性投资就不可能出现。
记者：对于成本不清导致输配电价难出台的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林伯强：成本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但要耗精力耗时间，还要有决心。搞清楚成本问题，应该由独立的审计机构或者其他机构进行。
目前主辅分离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如果电力企业有民营成分，拥有辅业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民企做辅业肯定为了挣钱。而国企做辅业，有时候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其他目的。现在需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主辅分离，尽量限制国企投资辅业。
市场和政府共同应对能源约束
记者：我国电力今年平衡，明年过剩，但也有人说我国经济发展将受到能源约束，这是否矛盾？
林伯强：能源约束有两个含义：一是能源价格高，二是能源短缺。目前，看得见的短缺还没有出现，主要还是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从长远来看，能源肯定会短缺，这跟目前的过剩不冲突。到2020年，中国有3亿人口要从农村搬到城市，相当于美国全国的人口，可以想象，为这么庞大数目的人口提供房屋，提供基础设施，需要消耗大量能源。
记者：您认为要实现2010年降耗20%的目标，市场和政府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林伯强：我觉得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应该兼有，单靠一方面是不行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可能会比市场重要；当经济成熟了，市场会比政府发挥更多的作用。供给方面，主要是规定一些能耗标准，这属于政府职责。在需求侧，必须进行鼓励，鼓励不能只靠宣传，比如：推广节能灯，光讲大道理是没有用的，必须使之有财务意义，老百姓才会采用。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很多节能政策，现在主要问题是如何执行，以及如何使标准制定得更到位。
有人说，中国可以用一半的能源实现发达国家的GDP，跟日本一样节能，这是没有根据的。我曾经举例：北京要比厦门耗能，比如一般乘出租车，在厦门10分钟就到了，北京就得30分钟，因为北京地域比厦门大。同样，即使其他条件一样，国域大的国家要比国域小的国家更耗能。因此，研究中国能源问题，不能脱离两个基本点：一是国家地域宽广，二是人口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