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1年2月24日14：00
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魏后凯
简介：《“十二五”规划建议》第五部分小标题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如何正确理解这一建议的内容，区域协调发展与城镇化有何关系？我们请学者魏后凯先生来进行解读。
中国网:
大家好！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2010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建议》当中，明确提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建设”这样的决策。今天我们就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魏后凯先生来为我们大家做出深入的分析。首先欢迎您来到中国网。
魏后凯:
大家好！
中国网:
我们注意到，这次《建议》当中把区域协调发展和城镇建设两者合并在一起，一起提出来。中央是出于一种怎样的考虑？这又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变化？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魏后凯:
实际上区域协调发展和城镇化两个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我们可以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区域协调发展或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实际包含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在里面。从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来看，现在国内城乡区域差距都是很大的，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城乡区域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从区域差异来看，这些年来，在我们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下，区域相对差异，尤其是东西差异呈现了一种缩小的态势，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区域差异，尤其是东西差异，这种相对差异还是很大的，而且绝对差异还在不断地扩大。
中国网:
您能给大家举个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吗？到底差距有多大？
魏后凯:
我们分为四个板块来看，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2009年我们西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只有2000多美元，东部地区已经5000多美元了，深圳超过了1.3万美元，上海、北京已经超过1万美元，我们整个西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只有东部地区的45%左右，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东部地区的67%左右。我们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东部地区的53%左右，这个差距就很大。这是大的板块。从省区来看，我们收入最低的贵州和上海差距就相差十多倍，从一个县、一个乡镇来看差距就更大了，就是说我们的绝对差异很大，而且这种绝对差距还在不断地扩大。
魏后凯:
第二，从城乡差异来看，到目前为止，城乡差异还在不断地扩大。
1，2009年，我们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33：1。实际上这两个指标还不完全可比，因为城市是可支配收入，农民居民是纯收入，还不完全可比。假如我们考虑到可比性因素的话，这种城乡收入差距至少是4—6倍。而且这种城乡收入差异在2009年还在扩大，2009年城乡收入比相对2004年又扩大了3.7%，城乡收入差距，2009年是3.33：1，1985年是1.86，1997年是2.48，这么些年我们的城乡差距在不断扩大，目前还在扩大。这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方面，区域协调发展实际上包括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也包括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
魏后凯:
2、推进城镇化可以说是实现我们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要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要推进城镇化，比如说缩小城乡差异。我们要提高农民的收入，要解决“三农”的问题，要缩小城乡差距，我认为一个根本的前提条件，你就要减少农民，脱离农业的农民不断进入到城市里来，也就是说要推进城镇化。城镇化，减少农民是我们缩小城乡差距，解决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前提条件。
魏后凯:
第三，地区差异来看，前些年，我们东中西部的差异在扩大，现在中西部城镇化水平很低，只有30%多一点，东部地区已经超过了50%，接近60%，相差将近20个百分点。所以未来要加快推进中西部的城镇化，缩小这种城镇化的差距。
中国网:
其实我们现在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也正是为了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这也是我们为维护区域经济发展而做出的一个重要决策。现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镇化建设，两者共同发展起来，可以给我们老百姓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魏后凯: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是不可避免的，对我们改进民生，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中国网:
您给我们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当一个农民进到城里，生活会得到哪些改变，生活会获得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魏后凯:
这要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进入到城市里以后，你在城市里工作，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就有较大幅度的调整，因为他从事的行业不一样。第二，他进入城市以后，在城市里相对公共服务设施是比较好的，他的生活质量，享受的公共服务、福利也有非常大的提高，相对的以后的福利水平也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改善。应该说城市化对改善民生，对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享受的福利应该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中国网:
在享受更高工资待遇方面，同时我们还可以享受到更多的比较完善的社会提供的基础设施？
魏后凯:
应该可以这么说，因为到了城市以后，大家集聚在一起，各种文化娱乐设施、生活消费设施集中在一起，相互集聚又能带来一种消费需求，对满足消费需求能有大幅度的改善。
中国网:
同时也扩大了内需？
魏后凯:
应该说城镇化是我们扩大内需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中国网:
我们一直也把区域协调发展摆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比如说西部大开发建设、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西部崛起、加快中部的率先发展等等，同时还要发展经济开发区，尤其是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等等，经济区域的划分打破了传统的34个省份的行政区域的划分方式，进行这种区域划分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哪些因素？遵循哪些规律呢？
魏后凯:
一般来说我们把区域划分标准分为行政区域、经济区域、自然区域。但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进行区域规划的时候，所采取的地域单元可以依托这三种类型区域，既可以以经济区域作为对象，也可以以行政区域作为对象，还可以以自然区域作为对象。所以，在我们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建议》里，谈到了很多区域，我们把它理解为一种规划的区域。我们把这种规划的区域梳理一下，它可以分为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层次，最高层面就是“四大板块”：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也就是说对接我们国家区域发展的四个整体战略：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沿海率先发展，四个战略构筑成我们国家四个区域发展的整体战略。
魏后凯:
四个大的板块是国家战略规划的层面，这是一个最高层次。除了这四个大的板块以外，中央的《“十二五”规划建议》里也提到了别的区域，比如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边境地区，就是过去我们讲的“老少边穷”地区。这些区域实际也是一种类型区域，这些地区面临着很多问题，需要国家给予支持，给予援助，给予扶持，是这么一种类型的区域。
魏后凯:
还有一种类型区域是“四个主体功能区域”，它也是一种类似区域。当然，主体功能区域要规范空间开放的程序，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等等。第二个层次是类型的区域。第三种区域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改革、开放方面的实验区，比如说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等等，以及我们后来搞的八个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等等。这是改革开放的实验区，对他们实行一些特殊的政策。
中国网:
根据经济战略规划分布不同的区域划分，这些区域可以存在重叠、交替的分布，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经济的共同发展，是这样的一种目的吗？
魏后凯:
应该可以这么说，每一种类型有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层面，针对不同的问题展开。任何战略、任何政策要实施，都必须要有一个地域单元，不可能采取一种战略。以我们的看法，未来区域发展在战略和政策层面，我们当初提出“4+2”，“4”就是四个大的板块：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沿海率先发展，这四个是战略规划的层面，从中央战略的层面我们跟它对每一个地区在国家战略功能的定位、它未来发展的导向，我们对它有一个全局性的考虑，有一个统一的规划。“2”是两种类型区域，第一种是主体功能区域，现在国家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已经批了。主体功能区是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四类区域，通过这四类区域，可以明确我们中国的国土哪些地区可以开发，哪些地区不能开发，哪些地区要限制开发，这样建立一个高效的、和谐的国土开发的区域。不能说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到处都乱开发，肯定不行。有些地区不适宜开发，有些地区不能开发，有些是重点开发，有的地区是延缓开发，这是规划空间开发的布局。
魏后凯:
第二种类型我们把它叫做关键问题区域，衰退的老工业基地、资源枯竭的资源性城市和其它一些地区，比如粮食的主产区，对这些问题区域，我觉得中央政府在政策上、资金上给予大力扶植和支持，促进它们加快发展。
中国网:
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给予政策的优先考虑？
魏后凯:
对这些关键区域，首先要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通过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刺激它们的发展。第二，要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比如财税政策，税收是不是给予优惠，投资的政策、扩大能够掌控的投资项目，是不是要对他们进行倾斜，产业的政策、土地的政策以及生态环境的政策、人口的政策等，应该是相对完善的政策体系。在这方面我们做得比较好的是中国的扶贫政策，中国的扶贫政策是做得比较好的，在世界上也可以说是相对比较成功的典范。过去1978年的时候我们有2.5亿贫困人口，现在只有几千万贫困人口，下降幅度很大，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效。
中国网:
不同经济区域的发展，我们如何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它和我们之前所说的传统意义上的34个省市行政区域的划分，它们之间的发展如何达到平衡？
魏后凯:
我认为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层面的问题，一般我们说经济区域，国家进行规划或政策产出的区域要和行政区划协调起来，要作为行政区划的基础和依据。如果我们完全脱离行政区划的话，实施起来就困难，因为我们的政权、政府行政区划是根据省市县乡建立起来的，如果不依托它，政策操作难度就会很大。
中国网:
没有载体?
魏后凯:
是的，西部大开发是西部12个省市，考虑了省级单位这一层，但也有适当的变化，进行这样的行政区划。主体功能区的划分是以县为单位划分，所以我们认为是可以协调起来的。政策的制定，区域规划制定的时候要考虑行政单位的完整性。你要考虑到哪一级，要考虑到乡一级是最好的，但操作难度很大。
中国网:
越具体、越考虑细节难度就越大？
魏后凯:
是的。
中国网:
“十二五”再次强调了主体功能区的战略定位，“十一五”就明确了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这四种开发区究竟差异体现在哪儿？会给国家经济战略部署带来怎样的侧重呢？
魏后凯:
应该说我们的主体功能区是我们中国政府的一个理论创新，事实上主体功能区的规划也是吸收了国外空间规划的思想，现在国务院已经批了。我们主要是根据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以及未来的发展潜力这三个标准，把全国划分为四种类型的主体功能区域，这样明确每一种类型的主体功能区域在全国的战略定位，它的产业发展的导向等等，这样来合理地规划。我觉得这种思路应该是正确的。现在对我们来说，难点就是实施的问题。
魏后凯:
我们觉得主体功能区的建设是区划、规划以及政策，最后还有考核，四位一体。现在我们区划做起来了，规划也重视起来了，后面还有两个就是政策和考核的问题。现在要明确哪一个地区要重点开发，哪一个地区要优先开发，哪一个地区要禁止开发，如果没有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配套，没有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跟不上，没有一个好的考核制度，我认为主体功能区划的目标实现是句空话。过去我们的考核只强调GDP，GDP崇拜，哪个地方增长比较快，GDP增长比较大就升值比较快。现在的思路不是这样的，现在的开发主要功能就是保护好生态，人类和自然的遗产，即使开发也是有限度的开发，有一个定义叫“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开发”，你的政策得跟上，考核得跟上。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难点。
中国网:
我们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制定不同的政策，用不同的考核办法来检验这个地区的发展成果。
魏后凯:
是的，就是差别化的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和考核办法。第二个难点，中西部很多地区划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开发就是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活动，现在很多地区富裕起来都是靠工业化和城镇化，现在我们对这些地区限制它开发的权限，不让它开发，实际上就剥夺了这些地区开发的权力，我想不能剥夺这些地区富裕的权力，不能剥夺它发展繁荣的权力，这里就提出了新的发展观念和新的发展模式，这些地区可以不开发，但要富裕和繁荣。
中国网:
这就需要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出路？
魏后凯:
怎样解决这个出路？不能开发，又要富裕，又要繁荣和发展，老百姓的收入又要很高，这是未来要解决的一个很大难题。
中国网:
前些时期正在进行的“林改”，很多地区处于山区、林区，如果不让他们砍树呢？他们怎么发展致富呢？他们可以发展多层次的立体林业，比如地上养殖，林下种植等等。
魏后凯:
这是比较好的多样化发展，可以发展生态产业，与此相关的，比如林业和旅游等其它高附加价值的产业。第二，中央的政策转移支付。第三，是不是可以探讨区域补偿的问题，因为他去搞生态，也是做出了牺牲，不开发也是做出了一些牺牲，其它地区是不是应该给他一定的补偿，这是可以探讨的。我认为应该多方面地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中国网:
也有专家预测，未来十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将会呈现出以城市群为核心的多极化发展，比如说我们现在常说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首都商业圈等。现在城市群这块，在经济发展之后如何起到带头作用，带动农村地区的发展，如何与我们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呢？
魏后凯:
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国未来发展的空间结构肯定会出现以城市群为核心的多极化发展趋势，就是说未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不是单纯追上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这些少数的（地区），除了它们之外可能其它城市群也会崛起，这样构筑多极发展。
中国网:
以点带面的格局？
魏后凯:
是这样的格局。怎样城乡互动，带动城镇化发展，我认为根本点应该以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为龙头，发挥它的辐射带动作用，这样构筑一个大中小城市的互相发展。因为城市群里有大城市，也有中等城市，也有小城市，大中小城市要协调发展。第二，在这个城市群里，城乡一体还要互相融合。通过这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走出一条城市群的共享融合型的发展道路，这是很重要的。最近我们到山东莱芜去调研他们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到了那儿以后把它归纳为共享融合型的发展道路。我把它归纳为24个字 ：“规划先行、整体推进、民生为本、共建共享、城乡互动、融合发展”。我想通过这个典型的调查，未来我们的发展必须走共享融合型的发展道路，要共享，还要融合，包括城乡的融合，产业之间的融合，还要农民工融合到城市里的人群。过去很多城市群共建不共享，这些城市群大规模集聚产业的时候不集聚人口，大量农民工到东部打工，为他们的城市化、工业化做出了贡献。但这些农民工没有融入到城市里去，过了多少年以后，他们还要卷着铺盖回到中西部地区，这是典型的共建没有共享。
中国网:
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没有享受到应得的回报。
魏后凯:
没有更多的共享和分享改革开放、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果。我们认为未来必须要改变这种情况，虽然我们讲未来怎么来实现这个，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啊，同时城乡要一体、互动、融合、共享，这是很重要的。
中国网:
我们现在不能光追逐大城市的发展预期，而不管农村的发展状况，我们把注意力应该放在二级城镇、三级城镇的发展，以大城市的经济发展优势为依托，来带动它们实现共同全面的发展才是我们长远发展的根本之路？
魏后凯:
我觉得应该一体化，协调发展，它们之间有分工，有的城市很强大，但周边城市很落后，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肯定不行。中心城市和周边中小城市要搞好分工，要互动，一体化，加强这种互动。北京的中心区是走六个字“高端化、服务化”，发展一些高端产业，尤其是高端的服务业，把一般的产业甩到周边去，给周边的城市一定的发展空间，但周边的小城市、小城镇应该走专业化、特色化的道路，实际上它们之间是应该有分工的。
中国网:
也有一些专家说，城镇化建设会是“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观点？
魏后凯:
我是同意这样的观点的。应该说未来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增长，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依靠城镇化。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看，一是城镇化是拉动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推进城镇化，大量房地产建设都是投资的拉动，现在我们经济增长很大的一块就是靠投资。二是它能够刺激消费的需求，城市一个人的消费要远远高于农村地区，也是我们扩大内需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说扩大城镇化，不扩大消费怎么扩大内需。
中国网:
农村人口收入比城市人口收入少很多，消费也比城市居民少很多，我们可以先让农民富裕起来，再刺激他们找到高消费的途径和方法。
魏后凯:
跟收入水平有关系，与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都有联系，城镇化肯定会刺激消费需求的提升。第三，它能推动我们经济结构的升级。想想我们的风能产业，好一点的产业都向乡村集聚，城市本身随着经济发展也在不断转型，城镇化推进也根据经济结构升级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第四，它能提高效率，包括工作的效率，城镇化以后，效率会提高。第五，它会刺激创新，我们看国内外的情况都是一样的，大部分创新更多集中在城市，城市本身也是一种创新的地区，技术先进的地区，大家集聚在一起更容易创新。从这五个方面来看，投资、消费需求、结构升级、创新、效率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城市化是我们启动下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中国网:
我们也期待中国城镇化进程随之加快，一直以来我们如何衡量城镇化的比例，就是通过城镇化率来衡量，去年发布的《中小城市绿皮书》当中也指出，中国的城镇化率到2015年将会达到52%，到2030年将会达到65%，如果跟大家说这样一个数字，可能大家并没有多少概念，我不知道现在中国城镇化的程度大概在百分之多少？
魏后凯:
200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是46.6%。去年《城市发展报告》、《城市蓝皮书》中也做了预测，到201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是52%，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是65%，这是我们的一个预测。但这个预测我们有几点需要说明：
第一，我们很多部门，学术界有一个误区，都认为我们中国城市化处于加速的阶段，加速的时期，甚至有人比喻为“高潮期”，我们是持不同的观点。因为从世界经验来看，城市化率在30%—70%是一个快速推进的时期，但30%—70%中间的50%是个转折点，30%—50%是个加速推进的时间，50%—70%虽然速度还比较快，但是减速的。前一个阶段是加速，后一个阶段是减速。所以，我们认为，未来“十二五”以后，中国城市化速度虽然还是比较快地推进，但速度可能会由过去的加速转变为减速。“九五”时期我们城镇化平均每年提高1.45%，“十五”的时候每年平均提高1.35%。但“十一五”的前四年，我们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9%，我们预计，在“十二五”时期，甚至更长一点，中国城镇化速度会减速，我们不可能每年再提高01.35%—1.45%，每年提高0.8%—1%还是很快的。所以它是趋于减速的，但还是比较稳定。但各个地区的态势不一样，沿海地区肯定是减速，因为它的城镇化已经是55%、56%，接近60%；中西部地区“十二五”时期还是加速的，因为它是有差异化的。虽然我们觉得这种意义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对我们中国经济生活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到2015年，我们城市化率到了52%，就意味着我们有52%的人，将近7亿人住在城市里，我们城市人超过农村人。到2030年我们将近可能有近9亿人口住在城市里。
中国网:
那时候可以说中国的农民只有4亿，城市人就有9亿。
魏后凯:
这是一个预测，大体是这样的概率。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经济发展格局中，包括消费格局等，很多都会有很巨大的变化。很多国外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是不是进入城市的时代？我认为还不好说，现在实际上城市和农村各占一半，往后走城市的力量会越来越强，最终会进入城市发展的新时代。
中国网:
到2015年的时候城镇化率可以达到52%，达到52%以后，大家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实质改革，农民变成市民之后，对我们城镇化的结构调整会是怎样的？
魏后凯:
达到这个目标之后对我们国家的消费结构、经济形态等很多方面都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中国网:
您给我们大家描绘一下，到那个时期会有怎样的变化？2015年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城镇化率达到52%，那时候会是什么样的状况；2030年城镇化率达到65%的时候，我们与2015年相比又会有哪些质的飞跃？
魏后凯:
城市化是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表现，城市化以后，生活质量、生活水平都在不断地提高，随着水平的提高，社会的结构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未来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二、三产业的比重会越来越高，现在的产品更多是城市居民提供服务，所以这些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中国网:
如果我们要达到52%或65%，我们当前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达到这样的目标？
魏后凯:
我觉得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要推进城市化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加快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的转型，要提高城市化的质量。这是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的转型。目前中国处于城市发展与城市化双重转型的新阶段，双重转型首先是城市化，它要转型，城市发展它还要转型，双重转型。
中国网:
各自会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呢？
魏后凯:
比如从城市化转型来看，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中国城市化由于它越过了50%的转折点，所以城镇化的速度会由过去的加速转变为减速，我们还处于快速推进的时期，当速度放慢了，由加速转变为减速。
第二，过去我们很多地方都强调城市化的速度，每个地区都是这样的，恨不得三、五年就大变样。未来我们要从这种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未来我们可能更多注重的是城镇化的质量，而不是单纯追求城镇化的速度，每年提高几个百分点，每年提高1.5%、2%，但城镇化的质量很低。那这样的城镇化就是不完全的城镇化。
魏后凯:
第三，我们的城镇化被有的学者说成“不完全的城镇化”、“虚假的城镇化”。有很多农民工进入到城市，我们统计的时候也把他们统计到城市人口，但在住房、医疗、保险和小孩上学不能同等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城市化发展质量很低，没有完全融入到城市里，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城市化是不完全的城镇化。我们未来要解决这些问题，由不完全的城镇化转变为完全的城镇化。
魏后凯:
第四，国家过去的城镇化是一种粗放的城镇化，要由粗放的城镇化走向可持续的城镇化，所以城镇化要转型。城市的发展我觉得也要转型，我们刚好写一篇《中国城市发展转型战略》的文章，我的核心观点是，我们过去的城镇化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型城镇化。城市增量速度很快，但这种高增长是依靠高消耗、高排放，土地的高扩张、低效率来支撑的。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我认为它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认为未来应该向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和谐有序的新型的科学发展模式转变。城市发展的模式要转变，要提高城市发展的质量。所以，未来我们是双重转型，城市化和城市发展双重转型的新阶段。
中国网:
由原来那种粗放型转为现在的集约型。城市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也确实为农民朋友提供了更多的消费渠道，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生活质量。就在刚刚结束的上海世博会上，我们也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确，包括城里人在内，大家都在憧憬着未来一种美好的城市化生活。比如说我们一直期待的没有就业的压力，没有上学的压力，没有买房的压力，开车出去之后看到的是一马平川的道路，而不是现在这样拥堵的交通，呼吸的空气也是不受污染的空气，呼吸的是清新的空气。但在城市化过程当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城市病”，就是刚才所举的例子，您认为我们如何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魏后凯: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加强规划建设，加强城市化的管理，提高城市化的质量，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
第一，你要进行科学的规划，一个城市规模做多大，往哪方面发展，应该考虑城市的承载能力，它有多大的承载能力，你往哪方面发展，突出城市的特色，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不能说这个地方土地资源很有限，你非得搞一千万、两千万，肯定不行，你得考虑你的承载能力，突出你的特色。我们认为，要把这些特色融入到我们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建筑设计中。所以，首先应该科学地规划，科学地建设。
魏后凯:
第二，要差别化管理，对大中小城市，对不同地区的城市要实行差别化管理，要因地制宜，要根据它本身的情况进行管理，是不一样的。前面我们也讲了大中小城市产业发展的导向，不同地区可能也是不一样的，要实行差别化管理，不能一刀切。
第三，要真正强调“以农为本”。我们城市化的核心是人口的城市化，所以城市化中人的问题很重要，以人为本。从统计上看，如果把上亿农民工都算作城镇人口，但未来这些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如何使他和谐地融入到城市里去，这是很大的问题。假如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中国的城镇化就是一种不完全的城镇化，就是一种有缺陷的城镇化。
中国网:
这也涉及到最根本的因素，就是户口的问题，如果他们不能解决城市的户口，上学、医疗、就业、保险等问题都得不到实质性的解决？
魏后凯:
户口是一个方面，现在的制度问题都得有一个要改变，要进行重新思考，要进行改革，要进行创新的过程。我们认为，不能再实行过去那种对一部分人，尤其对从农村来的人采取歧视的做法，这是不对的，也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住房也是这样的，过去的买房、保障性住房、子女上学、医疗等等，这就是差别化的。
中国网:
我们还可以通过哪些努力使他们享有和城市人一样的公平待遇呢？
魏后凯:
我认为要一步步来，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积累的问题。有些地方现在做出很好的探索，比如小孩上学问题完全可以解决，让小孩上学可以一视同仁。再有就是社会保障，这必须得完全一致，现在也在往这方面推。第三，影响农民到城市中的因素，还有一个就是社会保障性住房，我认为这块应该把农民工、外来人口涵盖进来。当然，政策上有一些障碍，比如说社会保障是各个省、各个城市之间不接轨，走到另外一个地区，不能转移过去，因为还没有全国统一的体系。国家的补贴，过去是补贴到户口的所在地，而不是补贴到你居住的地方。居住地也有意见，说你把钱补贴给我们，我们就愿意来解决这个事情，很多的政策怎么样完善也是需要考虑的。
中国网:
现在很多农民朋友希望自己有资格申请到廉租房，您认为他们的想法实施起来究竟有多大的难度呢？
魏后凯:
随着经济的发展，应该把耕作人口的保障性住房考虑进来，一个城市应该是开放性的，我们也是外来的，所以它应该有很大的包容性，是开放的。所以，我们觉得城市的保障性住房应该把它们纳入进来。当然，由于我们在具体操作上，各个地方的财力不一样，可以一步步来，分步推进是可以的，但必须要把他们涵盖进来。
中国网:
说到住房问题，不光是农民朋友担心房子的问题，就连城市居民对房子的问题也依然十分得关注，并且压力非常大。尽管我们去年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比如“国十条”等等，但房价依然居高不下，您认为现在高房价问题、特殊人群住房问题上，哪些政策必须要考虑进来的？哪些是必须要优先解决的？
魏后凯:
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要特别优先重视的一点就是要大力建设保障性住房，只有依靠我们的政府，而且我们政府也有能力，有条件建好它，通过这种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来保障我们的“居者有其屋”的政策，让每个人都有地方住，同时对市场房价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中国网:
您认为现在的“十二五”规划和之前的房地产政策方面相比较之下会有哪些亮点？
魏后凯:
我比较了一下，跟以前一个重要的差别，这次我们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比较重视的是“要发展公共租赁住房”，通过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来增加中低收入者的住房供应。过去保障性住房建设更多的是经济适用房和其它一些，建完以后以比较低的价格卖给中低收入者。但从国外的情况看，更多的是一种廉租房，只租不卖。所以，我们想政府的财力是有限的，你想要搞好保障性住房建设，但是不断建房，以很低的价格卖给老百姓之后，永远解决不了住房的问题。因为你这样以后，等他没钱，建好房子以低的价格卖给他，等他拿到这个房子，他可能已经不属于中低收入者，他又把这个房子带走了，新的一批低收入者又要给他建，永远建不完，所以我们认为要租不要建。“居者有其屋”不是人人拥有房子的产权，而是有房住。
中国网:
我们中国政府实际提供给农民朋友的是一种保障而不是一种长期的依靠？
魏后凯:
应该说是给他一个最低的保障，让他有地方可住。但一个人的收入是变化的，我现在没钱，不等于我未来没有钱，说不定过了两年以后，我通过各种途径收入上来了，它是有变化的。有一次我在英国考察过这个事情，政府每年要考核廉租房几次，因为收入在不断变化，超出这个范围以后就得搬出去。当然我们讲的这种保障性住房也有不同的层次，所以我们觉得未来应该加强公共租赁住房（廉租房）的力度，要把这个比重不断地提高，卖出去的那部分比重要降低。
中国网:
感谢您今天对我们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镇化发展方面做出了深入分析，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魏后凯:
再见！
